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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自由而自由”（费希特语），“为真理而真理”（恩格斯语），前一个“为”是确定目标，后一个“为”是付诸行动。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他们的当然继承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问：如果说，大陆学者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几乎在同个一时期，生活在台湾的牟宗三也选择了来自德国的康德哲学作为重建儒学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精神资源。能不能这样理解，德国哲学的精神内容恰恰能够及时补充中国本土精神传统中所缺乏的形上营养，文明的互补使得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德国哲学的养分？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这一边。早在十七世纪末，莱布尼茨就非常热心地关注于中国的“实践哲学”，即生活与人类
红色画卷：抗日战争中党的出版物
■ 姜 杰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还通过出版的爱国图书报刊，进行着文化上的抗日斗争，以打击敌人，鼓舞人民。这些抗日文化艺术作品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宣传机构成为当时抗战文化的一个中心。由我党领导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群众》（杂志）、《八路军军政杂志》《晋察冀画报》等成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的重要报刊。由于战争时代条件匮乏，出版发行的抗日爱国图书和期刊的印刷数量有限，流传至今的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在当时凝聚了众多文化、宣传、出版工作人员心血的刊物，及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坚定全民的抗战信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活跃在第一线的战地记者和摄影师饱含激情地拍摄和报道，如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见证。他们当中的范长江、吴印咸、沙飞和逝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邹韬奋等，都以他们不朽的业绩，书写了现代新闻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在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时，也应记住那些在文化、艺术、出版等领域为抗战贡献力量的前辈先贤。
再现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图书报刊和文艺作品，自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抗日红色书刊这种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历史遗存，皆为国人情感所系，具有收藏、整理和研究的群众基础。笔者积三十年心血，潜心收藏红色书刊，从千余件藏品中精选的鲜活史料，以此红色的抗战画卷来展现先辈的丰功伟绩。
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 伍立杨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干）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XX部司令K，因惧敌误国罪被处死刑以后，有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没有付邮的信……”（见《重庆客》1983年重庆出版社）小说涉及一个具有旧文人笔下的“韵”，新文人所谓“爱娇”的女角，是一个哀惋而恐惧的故事。作者将高级军官被枪毙事件写得很真切，在那时更见其典型意义。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2旅旅长），1942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18军参谋长），1943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4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较早前的万家岭战役时任74军军长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79师。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不知去向，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参见《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79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1939年初夏。
（二）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1944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10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10军军长李玉堂和10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10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第156页）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对部队将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74军为王耀武所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58师廖龄奇；第4军欧震所辖：59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74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74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58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26军萧之楚（属27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58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97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1944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