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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以后的三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对他们的办报经验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并系统地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以及办报路线、风格；指出编辑要向群众学习。（第100页）毛主席问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诙谐地和他们谈话，（见《毛泽东选集》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当张子意同志介绍常芝青是《晋绥日报》的总编辑时，毛主席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
对人民负责就要为党培养人才，就要鼓励人才成长。要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只有出以公心，才能做到这一点。曾任新华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杨效农，工作上很有创造性，常芝青在工作中更多地督促他、严格地要求他。四十年后杨回忆往事说：“1942年夏秋之交，在小庙边的一棵树下交谈，他要我克服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缺点……要全心全意献身党的新闻事业……这是一次我毕生难忘的交心谈话。”后来，常芝青介绍他人了党。俗话说，处以公心用人才，处以私心用奴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常芝青过去办报是靠一帮黑笔杆子，他反驳说：“没有笔杆子，怎么办报！”
为党选拔人才，是办好报纸的一个重要工作，人才是个培育、成长的过程。著名美术家李少言在五十年后的1994年5月5日忆起常芝青说：“我一生很幸运，遇上了两个关注我并影响了我一生的人，一位是贺龙同志，一位就是常芝青同志，他们都鼓励我搞创作，到西南《新华日报》后，芝青同志一再督促我搞创作。”
1949年12月10日他出任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从农村到城市（重庆），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第143页）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1953年到四川长寿县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一位同志，13个月中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情况反映，还写了二十多篇评论。培养年轻编辑记者，他既放手又认真。彭雨同志回忆说：“我从事编辑工作才两年多，让我写社论，未写过，很胆怯，他向我讲要点，我写出来他审改。第二天稿子拿来时，一篇千把字的文章，从头到尾改得密密麻麻，几乎全部是他重写的，但他却说，多写几篇。以后就有谱了。”
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许川说：“他改稿很挑剔，是面对面、手把手地教。从标题到内容，每一词句、标点符号，都是他逐一挑剔的对象。”他审稿从方针、政策的宣传，到文字表达，甚至标点符号，无不精心推敲，有时改的多了，排字车间的同志啧有烦言。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一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
晚年情更深
■ 沈世鸣
芝青同志是新闻界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前辈，是我心目中十分尊敬的一位老领导。1949年他率领我们《晋绥日报》和《晋南日报》的一批同志从吕梁山来到重庆，复办《新华日报》。芝青同志任社长，他那忠诚党的新闻事业，对工作孜孜不倦，待人心地坦然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954年西南行政区撤销，《新华日报》停刊，芝青同志调北京任职，我调《重庆日报》工作，虽然相距九千里，每次出差到北京，总要去看看老人，特别是在芝青同志的晚年，情谊更深了。芝青同志比我大二三十岁，他却把我这个晚辈称作他的“老战友”，常常来往“说说心里话”。至今，我还珍藏着老人的几封亲笔信。这些信大多是在病中写的，有的寄自广东从化疗养院，有的寄自北京的医院。这是从一桩冤案引起的。
1979年初春的一天，一个从川北来的“农民”，拿着芝青同志的信找我，一见面就说：“你还认得我吗？”我仔细打量着来人，这不是我们《新华日报》印刷厂的老厂长王宝珊吗？三十多年不见，样子完全变了，只有眉宇间那种倔强劲还没有变。王宝珊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战争年代，曾掩护过我们很多同志。王宝珊十几岁便到《晋绥日报》印刷厂当工人，南下以后，当了重庆《新华日报》印刷厂厂长。当时工厂的工作搞得很活跃，除印报纸还承接了土地证等很多印刷任务。但“三反”一来，王宝珊突然成了“大老虎”，判处无期徒刑，被捕入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爱人离了婚，两个孩子一个送了人，一个过早地夭折了……好不容易熬到“提前”释放，王宝珊出狱后和一个农村妇女结了婚，便落户在妻子的家乡——四川开江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已有三个孩子，生活过得十分凄苦，据说夫妻两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丈夫穿去后，妻子便出不了门……
我打开芝青同志的信，那是寄给宝珊同志的。信上对“三反”运动中的过左行动，作了诚恳的反省，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荒唐，竟捕风捉影，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不是深入调查研究，而是大搞逼供信，以致造成了这一冤案，使你和其他同志遭受了不白之冤，吃够了苦……我感到十分内疚”，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使这一冤案早日平反，并要他来找我，争取由《重庆日报》解决。
读了这封信，内心受到很大震动。粉碎“四人帮”以来，我曾直接采访和报道过许多冤假错案的处理，但还很少看到有关领导同志像芝青这样心地坦然，严格解剖自己，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过来！
报社同志对宝珊同志的处境十分同情，那时报纸正在大力宣传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很想为这位老同志的冤案平反助一臂之力，但苦于宝珊同志不是本单位职工，无权处理。当年《新华日报》停刊的时候，我们只接收了一座办公大楼，其他人事档案等也早已不知去向了。我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芝青后，老人很快来信了。他对《重庆日报》党委愿意接受这一案件，十分高兴。同时商定由报社党委和芝青同志分别向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写信，要求党组织把王宝珊案件交给《重庆日报》复查。省、市委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报社立即抽调专人，开展了调查研究，很快就把案情搞清楚了，原来，当年所谓贪污受贿几亿元（合现在人民币几千元）的大案，毫无证据，全是靠分析推理得来的。但复查结论报上去之后却如石沉大海，迟迟得不到批复，一个理由就是：目前只限于处理“文革”中和“反右”斗争扩大化中的冤假错案，“三五反”中的问题还排不上队。我们再三申诉理由，仍无下文。芝青同志在病中知道了也很焦急，1980年4月23日他从广东从化来信：“坦率地讲，你们在来信中叙述的种种，我是预料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凡历史上的一切错案假案冤案都要有错必纠，尽快纠正，并没有分什么是发生在路线完全正确或者虽然基本正确，还存在有‘左’或右的偏差或者如像‘文革’中极左路线下发生的。这个框框，那个程序，对受冤屈的人如草芥的冷冰冰的官僚主义真令人哭笑不得。”芝青同志在信中斥责了我们生活中种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之后，又说：“当然，发发牢骚，谈谈心，交交心可以，还得争取尽快解决问题，了结这个冤案。”于是，他又四处求援，通过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同志的关心，省里终于写出了批复意见，由四川省法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但经过几个月的公文旅行，最后却又回到了四川。
“兹悉北京最高法院将四川省委有关批示又退回去了，并且还批示，既是贪污集团案，平了集体的反，才能平个人的反，闻悉之后，令人百思难解。此系历史案件，而且当时了解或处理此案的人大都在，并且经过报社专案组查证核实，确系冤案，为什么不能给以平反昭雪？”1981年4月，又接芝青从北京来信。这时的王宝珊同志，由于住在重庆等待落实政策已多时，家里只留下爱人和三个小孩，还有一个是瘫痪病人，生活更加困难，虽然报社每月都给补助，也只够宝珊维持在重庆期间的最低生活。这时，又收到了芝青同志的信和转给宝珊的一笔钱：
真没想到，从查明实属冤案已经一年多了，何时才能解决问题，简直无影无踪了。你报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查明了宝珊同志的问题，而且承担了他在等待落实政策期间的个人临时生活费用，如果再提出什么要求，恐怕你们也为难了，因此只好劝他再等等，同时，我也给他寄一点钱去，作其家用补充，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还得尽快想法解决他的工作安排和生活问题，改变其坎坷的处境。
信的末尾，芝青同志更感慨地说：“我想以老战友的身份谈点心里话，‘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的运动，林彪、‘四人帮’对党和国家正常生活的破坏不谈了，就在人与人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的破坏上也实在太深了。无产阶级是最关怀人的，但有些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