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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的托，直直地朝大山翘望着。走得不顾一切。
“你快喊呀！”连长焦急地催他。
兵们也看见了。也都催他喊。
袁根却不喊。望着他母亲。光哭。
连长已经无法忍受，火了：“你是怎么啦你？！快喊呀！”
兵们的心也急得跳出来。也都轰他：“快喊呀！”
他却把眼闭上，把脸捂住了。手缝中，与泪水一起串出一句话：
“我妈，是哑巴。”
连长眉峰猛地撅了一下。又急急地揉一下眼。手离时，眼变红了。泪滚出来。完全抑制不住。似乎并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哑巴、聋子、听不见。他放开喉咙猛喊：
“妈——妈——！”
士兵们噙着泪。也都喊：
“妈——妈——！”
喊声震天动地。山鸣谷应。都是“妈妈”的交响。
可是，妈妈听不见。她仍然执著地向前走。向着山里。向着军营。向着儿子疾奔。
连长喊毕就举起右手。向着远远的母亲行军礼。
车上的士兵都举起右手。齐齐地向遥远的母亲行军礼。
只有袁根没有喊。也没有行礼。他在哭。捶着驾驶楼哭。望着他母亲哭。哭得很痛。在他痛痛哭过几声之后，猛然感觉到出征的重任与时间的紧迫，而部队却为自己一个人的事呆在路上。他的心立刻被这种沉重压住了。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秒表，响着急促的嘀嗒声。于是他更重地擂着车顶，给连长下命令：
“连长。开车！”
连长没有动。
车没有动。
秒表的嘀嗒声愈来愈响。愈响愈烈。声声砸在他的心上。他干脆不叫连长。瞪着发红的牛眼探出头，直对司机擂吼：
“开车！快开车！”
军车启动了。三辆军车都启动了。很慢。但连长还没动。没回驾驶楼。仍然站在踏板上。仍然举着行礼的手。仍然望着蹒跚奔儿的母亲。
三辆军车上的全部士兵，像三个方块队通过检阅台似的，齐齐地举着手。齐齐地向母亲话别。
直到望不见为止。
半程没有言语。
永远的母亲（随笔）
■ 岳恒寿
当我将我的短篇小说《话别》中的主人公没有喊出的那一声“妈妈”，作为这个中篇的题目喊响的时候，无意中看了一下日历，发现这日子竟然是我母亲下世的忌日。
我母亲是在我当兵的第11个年头下世的。我母亲送我参军的时候就有病。可她一直说“不要紧”，硬是一天一天支撑着。这期间，母亲曾经两次昏迷，第一次昏迷后，是父亲掐人中给掐醒的，母亲醒了后说：“我不要紧。”第二次昏迷过去，父亲又掐，可半天都掐不痛，唤不醒。父亲慌作一团，本想扎一副担架送母亲进城抢救，但手抖得怎么也扎不成，索性抱起母亲，放进一个筛面的柳条笸箩里，那笸箩三尺长，这时的母亲已消瘦得只有三尺长。父亲将笸箩拴上绳子，让我的两个堂弟抬着，父亲提着水壶跟着，急奔几十里山路抬到县城医院。医生给打了一针，对父亲说：“这老人不行了，回去吧，治也白花钱。”父亲很不情愿地问：“难道没有希望了？”医生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有好营养，还能活三个月。”父亲无可奈何，母亲醒来了，安慰父亲：“我不要紧，咱回去吧。”于是，母亲又被抱进笸箩里，抬回了家。医生说的“三个月”母亲并不知道，但却成为划在父亲心里的一条生死的底线。眼看离这条底线越来越近，父亲对母亲说：“给孩写信，让孩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孩公事忙，不要回来，我不要紧。”母亲用常人无法想象的耐力，承受着无数“不要紧”，超越了累累的“三个月”，突破了医学理论的极限，一直支撑着，支撑了11年，终于支撑不住。父亲又说：“打电报把孩叫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让孩忙公家的事吧，我不要紧。”父亲又依了母亲，没打电报，把母子相见的最后机会给省略了。母亲悄然地走进了黄土深处，却把没有话别的憾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灵。
多年来，每当想起这伤感的一幕，我总是潸然落泪。身为人子，母亲把我养成五尺男儿，在她身患重病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身边尽孝，甚至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母亲孤力无助，所有的痛苦都用一句“不要紧”去抵抗，养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呢？我欠母亲的实在太多了！我曾经无数次地用“忠孝不能两全”来排遣歉疚的痛苦，“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委实是军人的职责与无奈的写照，它又是一剂麻醉剂，不知道麻醉过多少人子的伤痛，消解过多少儿男的憾恨。然而我，却在麻醉中获得了清醒，在消解中获得了开悟，我豁然悟到：母亲留给我的并不是终生的憾恨，而是一笔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
我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是与一首歌联系在一起的。大约在我两三岁时的一个夜里，我被一阵哼歌惊醒了，蒙眬中睁开眼睛，我看见黄灿灿的油灯前，母亲坐在炕上纳底儿，哼歌就是从母亲的鼻腔中发出的。我看见母亲非常年轻，清秀的眉眼，乌亮的发髻，尽管是夜里做活，脸上却没有疲惫，只有自信。我忽然笑出声来。母亲看见我笑，给我送来一个极用力的吻。旋即就由哼改唱，唱出了这歌的内容：“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了民族抗日，苏联去留洋，回国当了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是谁？八路军与母亲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只觉得这歌很好听，只觉得母亲很会唱歌。
稍稍懂事以后，母亲开始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与她的歌一样动听。母亲讲二十四孝，讲善恶相报，讲岳母刺字，还讲我家的实事。母亲说我的小叔父17岁参加八路军，18岁就牺牲在抗日战场，那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解放后，母亲烙了一袋子干粮，父亲和伯父背着干粮和铁锹去找小叔父的尸骨，但战场的痕迹连同小叔父掩埋的标记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抹去，父亲和伯父挖了几亩大的黄土，都没有找回一根骨殖。小叔父的生命符号，最后归宿于一张中央人民政府发给的“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
母亲讲八路军驻在我们村的时候，当木匠的父亲天天给八路军修枪、刻图章、造烟斗；母亲没日没夜地纺棉织布，给八路军赶做军衣，织下的布是白色的，八路军的衣服是灰色的，母亲又采了槐树叶子，拌盐捣碎，将白布搓染成深灰色，然后摆净晾干，再一针一线地缝。时正值金秋，忽然刮起大风，我家仅有的二亩谷子眼看被风摩掉，是八路军的连长带着战士们，把我家的谷子颗粒无损地抢收到了场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亲眼所见，它像一页开蒙读本，刻进了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在我五岁那年，母亲怀了我妹妹，腆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艰难。父亲从外面回来说，他被派了支前民夫，去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还要赶上我家的小灰驴。面对快要临产的母亲，父亲一脸难色。母亲却十分平静，说：“你去吧，我不要紧，我自个儿会生。”父亲赶着小灰驴，钻进了解放的炮火中。母亲在没有硝烟的土炕上，孑然地迎接着生与死的搏斗。那一天，母亲忽然掀去了铺在炕上的席子，露出土坯，还找来一些破布和旧棉絮，放了一盆清水。母亲给了我一块窝窝头，让我在院子里玩，教我不要走远，也许等一会要用得着我再喊我。我乖乖地坐在捶布石上，秋千般悠着两腿，嘴里嚼吸着糠窝窝头的喷香。过了一会，我听见了母亲的呻吟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没有叫我，我没有进去。又过了一会，忽然，我听见了婴儿猛力的啼哭，我激动地跑进屋子，只见妹妹落在了土炕上，蹬着小腿嘶裂地哭叫。母亲煞白的脸上淌着汗珠，被汗水浸湿的乱发贴在两颊，甚至还有在土炕上滚蹭过的土灰。我看见母亲坚强地握过剪刀，剪断了脐带，挽了一个结，然后给妹妹洗了身上的血迹，用布片裹住放在了一边。我扒在炕沿，把窝窝头送到啼哭的妹妹的嘴边。母亲说她不会吃。两个月后，太原光复，父亲回来了，父亲是只身一个回来的，我家的小灰驴在炮火中丢失了。父亲回来看见母亲平安分娩十分高兴，但也不住地唉声叹气，叹息丢失了小灰驴。母亲还是那副极平静的样子，说：“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一个太原城打下来，死了多少八路军（其实应该叫解放军，母亲把八路军叫惯了）？咱赔个小灰驴不算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每天必须写一张仿，写好交给老师判圈儿。我因为贪玩，偷了一个星期懒，一张也没有写。父亲知道了，让我站在他面前，把手掌伸给他，他拿起木匠用的直尺很重地打下来，我痛得哭了，要缩回手，父亲的手牵着不放，还要我憋住哭，说少写一张打一下，我少写了七张，打七下。我猛力地哭，同时听见在一边做活的母亲也唏唏地抽泣。我心里知道母亲为我挨打而心疼，母亲是陪着我一同哭。但马上，我却听见母亲在呜咽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再打狠一点”！父亲真的狠狠地打够了七下才放手。我的手掌打得发了肿，阳光下一照，通红透亮。母亲含着泪熬了一盆止痛消肿的草药水，把我的手轻轻地按进水盆里。
1965年我参军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哭。在叮嘱过一些冷暖自重的话语后，便心事重重地握起一块棉布，默默地揩擦着镶着小叔父那张“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的镜框，揩得很慢、很沉、很仔细，揩毕后说了一句：“男孩儿应该为国家出力。”父亲送我到县城，母亲站在高高的打谷场上望着我走出村子。山路崎岖，沟壑道道，我的身影时隐时现。母亲一直没有回去，开始是站着望我，因为站久了支持不住，后来就跪着望。当我走上对面山头，回望母亲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变成了一尊灰色的石雕，这尊灰色的石雕也是母亲留给我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