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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马上传到了福冈城里。福冈城是属于黑田藩的首要城市，当时日本分封为二百几十个藩，黑田藩是其中之一。（藩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江户时代，是德川氏统率全国，上边还有天皇）
黑田藩的一位汉学家，在藩塾担任教授的龟井南溟听说后，马上写信给农民，表示愿意收购此物。农民没有知识，所以犹豫不定，是卖好，还是不卖好。这位龟井先生心里着急，再次写信，把收购价钱涨了十倍，这就让农民明白了：这个小东西是很宝贵的，干脆就不卖了。
黑田藩主知道了此事，就要了它。农民奉献给领主，领主赏白银五枚给农民，现在这个实物在福冈市美术馆供展览。
中国历史上有关日本的记载中，《后汉书》的记载是能够确定年代的最早的记载。
我今天带来了这个金印的仿造品，请大家看看。
福冈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地点。
现在福冈市要设立中华街，这个构思是有历史意义的。
两种文化混合存在的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的底层是中国文化。但它是跟日本文化混合存在的、融合的。
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字叫汉字。日本文化里面还有独特的字母，一种是“平假名”（ひらがな），又一种是“片假名”（かたかな），这些都是从中国书法的草书和楷书演变过来的，现在写文章时我们主要用平假名之间夹杂汉字。日本平安时代（相当于唐朝时代）平假名的文章特别发达。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是专门用片假名写的。江户时代鼓吹日本文化，读《源氏物语》也流行过。但是汉文的权威性没有衰退。藩学（即每个藩设立的书院）和一般人士的私塾里，四书五经当课本认真读。日本文化里面的道德观、生死观都是依靠这里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
文字和语言是传达的工具，但是它本身有概念，因此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概念，即道德观、生死观，那么它就成为指向人生目的的老师了。
这样，孔夫子、孟夫子当了老师。他们的思想成为日本思想的一部分。日本文化的一种倾向是崇拜憧憬中国文化。
不过这样就难免发生偏差，即发生、蔓延一种对老师的依赖心理。甚至不光是文化上、在现实上也当作老师了。学生依赖于老师、期待于老师还可以；如果学生认为老师不能满足于学生对老师的期待、要求，学生可就要埋怨老师了。我想这就是目前日本所谓“嫌中感”的来源，也是本质。姑且不提学生的期待和埋怨对不对。我个人对目前的所谓“政冷经热”虽然担心，但又不太担心。
已经有些学者分析日本文化的特色，说“甘（あま）元の文化”即撒娇气的过度依赖对方的文化。
日本文化尊重对方，是讲客气的。这个客气，就是我对对方客气以后就要求对方也要对我客气，有点像中国文化中的尊重面子。
江户时代有位学者叫山崎闇斋，他开私塾培养人材。
有一天他对学生发问：如果孔夫子、孟夫子当将军，率军队旗鼓镗镗地开进来，你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难住了学生，学生都哑口无言。山崎闇斋说：我们应该起来抵抗！
这个故事很深刻地说明过去日本文化一边倒向中国文化，也说明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底层，也可以说深层。
我们要推进日中关系，应该注目这个深层，留意这个深层和根底，根据它来推进。
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归中国古典，即汉文的世界。根据深层的具体内容，我认为就是汉文。
孟子可以再评价
我想：孟子的思想可以评价（当然孔子的思想也应该评价）。这并不是单纯的复古。孟子的或孔子的思想不一定全部适合于现代文化。我只是提倡我们读一读他们的文章里的一段或两段，有时也可以让学生朗诵一段或两段。他们一定能一下子记住。
我最近对孟子的教导做了一个评价。
孟子谆谆嘱咐仁和义。仁和义以外，我还认为还有浩然之气和良能良知。我认为这两条直到现在还有效。
浩然之气
对于浩然之气，孟子自己也说：难言也。但他仍然这么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袭而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长也。
那么，浩然之气是乐观主义。而乐观的来源是自己，不在于国际关系或国内的政治经济。
良能良知
孟子关于良能良知的教导也不错。孟子认为：人不依靠别人的指示，也自然的能做到。人不加思考也能马上判断。所以他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孔子、孟子都是中国的思想家。他们活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的思想（起码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是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了，可以说是成了我们的血肉了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讨好中国、中国朋友。据我想：不感情排外，把外国的好的吸引来变成自己的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把中国思想的卓越的部分变成自己的文化，也是日本文化的好的一面吧！（后面两段是我寄稿时加写的——竹内记）
谢谢大家！
附：竹内 实先生与常主编的互致信函
常大林先生：
先生真诚的来信，我很感动。我听到了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之声，希望以后多多指教！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整理发言稿，当时我写的不全，也有小误，整理完时拜受先生大翰。我在补写的小序时写了我的诚恳的要求：即把先生来信也一起发表。
我会上匆忙大概没奉呈我的文集第六册。希望先生等两天，由我的朋友程麻先生寄奉（《竹内实文集》，由文联出版社出版）。
拙文不好的地方希望先生加工。
文安
竹内 实
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夜
尊敬的竹内实先生：
您好！
您的汉语说得真好！甚至还有点北京味。“这个老外会写中国字”，您说这话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良久。您十分真诚地提出日本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应把中国当成老师。我认为，中国人也不应忘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等方面，日本也是中国人的老师。
您强调日本人写的是汉字而不是中国字，这是从文化而不仅仅是从民族、国家看问题，是有道理的。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的交流是人之为人的必然因素，忽视以至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了人自身和人性。您强调了孟子的浩然之气、良知良能，这是中国先贤对人性的认识。中国文化还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人类的长处还在于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彼此分歧，更何况同样都尊重“仁爱”思想的中日两国人民！我们理所应当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共同未来相亲相爱、携手共进才对。我希望以此出发，创造出一种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文化氛围，在方便的时候举办一次中日和平文化讲坛，您以为如何？
寄上两本杂志，请赐稿。
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亦是中日和平最坚稳的基石。
祝：
吉祥如意
常大林
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喜剧更需心灵自由
■ 薛宝琨
写完《侯宝林评传》心头顿觉畅然，我怕辜负先生嘱托的心结也似乎平复了许多。但样书拿到却又立即沉重起来：此书所论究竟于世何补？半年辛苦又是因何所为？这只是艺术兴衰的历史使然，非人力所能及也。
照我看来，相声这一形式在今天并未失其生命力，而只是缺乏上一世纪群星灿烂如侯宝林们那样的一批大师级人物。他们当时或许与今天名家遇到过同样问题，只是进取方式并不尽同。诸如，他们对“身被枷锁与心灵自由”这一艺术创作根本问题化解的方式便与今天判然有别。侯宝林们生存在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除去没有言论自由等人权外，连温饱和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但他们却偏要“戴着枷锁跳舞”。“无自由勿宁死”，他们不仅在罅隙中生存，更要在思想自由中超越，平民意识便是由此产生的。于是导致了相声“一要面对生活，二要表达情感，三要塑造人物”这一新兴文学意识的萌生。从而形成了站立前人肩膀、拉开各自距离、形成独立个性的诸多风格流派。
创作自由和心性灵动不是因宽松氛围而是由社会挤压而刺激迸发的。化逆境为顺情恰是讽刺艺术的生命。当代相声避艺趋技疏远讽刺并不完全是因为社会环境挤压，而恰恰是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或竟是因生存过于轻松、娱乐升平的结果。联系现实有那么多需要我们内省和反思的民族劣根性，自缚的灵魂难道不需要超越和解放吗？
“喜剧感觉和悲剧情怀”也是侯宝林等先贤们从未剥离过的生活和艺术观。而现今的相声家们革除与“笑”无关的一切衬带却几乎成为共识了。“包袱”乃是出发和落脚点，仅考虑有没有“哏”，有没有可以“就”着吃的“格式”或套路。于是，题材越发狭窄，手段越发贫乏，目的也越发模糊；笑神经因为笑而笑的强烈刺激反而令人麻木了。只为“包袱”连过程也甚至取消，哪里还有生活和性格可言？照我看来，相声乃至一切喜剧艺术，不仅带给我们轻松，还要带给我们严肃；不仅有可笑的“包袱”还要有严肃的思索；乃至连带着人类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