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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娘和两个女儿。开始一家4口就靠夫妇俩种那几亩山里薄田为生，年年苦熬却年年吃不饱饭。1996年镇上修路，离他家很近，于是男人的姐姐帮他们借了些钱在路旁开了个煤站。刚开始煤价不高，他们总赔钱，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煤站开始赚钱并且越赚越多，这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但夫妇俩依旧紧抠着过日子：住的是过去的土坯房，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经常没影儿的14英寸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一概没有，女人要么穿大姑姐剩下的衣服，要么买便宜布做衣服穿，有时候裤裆做窄了，穿在身上直抽筋。加上天天在煤站里，脸黑乎乎的像个小丑。抠门的结果是2002年这家又开了第二家煤站，还花高价让二女儿上了重点高中。2003年冬天很寒冷，女人穿得少冻感冒了却不舍得住医院，打着点滴往返于两个煤站，还要洗衣服做饭。一天女人洗完一大盆衣服往外倒水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等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临走时只来得及对赶来的两个女儿说了一句话：‘你俩多孝敬你爸。记住吃好、穿好，把娘没享受过得统统享受一遍。’可是女人死了不到一年，男人就又娶了个年轻女人，给这姊妹俩一人50万元让她们单过。”
故事说到这儿班里没有一个同学笑，而许二妮已经泣不成声。我不知如何安慰她，这时下课铃声响起，解了我的围。后来我想借此开个主题班会，但所有的班干部都表示沉默，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大二下半学期，许二妮找着一个出租车司机申请退学二人同居，一年后再遇到她，她已经生了一个女孩，成了典型的中年妇女。而我带的这个班有90名学生考上了专接本，为此，学校发给我一笔奖金，但是，已毕业的学生却很少再同我联系，他们彼此的联系也很少。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一个吝啬付出爱心、不耐心了解学生的班主任，是带不出一个充满爱和同情的班集体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0
22年前的24小时
铁凝
1976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第十生产队干活儿，地头一个推自行车的社员，我的乡村好友素英对我高喊着：“铁凝，你看看谁来啦！”我向地头望去，见一个身穿红黑方格罩衣的小女孩站在素英身边正对我笑，是我妹妹，这个小学五年级女生，就这么突然地、让人毫无准备地独自乘一百多华里的长途汽车，从我们的城市来村里看我了。
张岳村离县长途汽车站还有八华里，妹妹下了汽车本是决心步行八里独自进村的，路上正巧碰见进城办事的素英，素英便用自行车将她带回了村。
我走到地头，望着妹妹汗津津的脑门和斜背在身上的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我想这是一个多么胆大的人哪，而我的父母居然能够同意她独自一人出远门。妹妹对我说，没有素英的自行车她也能找到张岳村，她已经听我说过许多遍这村的位置了。妹妹还告诉我，她身上的挎包里都是带给我的好吃的，她要看着我吃好吃的，然后和我玩一天——她说她就是来和我玩儿的。
我和妹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春节离家回村时，她抱住我不放，坚决要求为我把票退掉。那是我插队之后回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和村里潮湿的凉炕、苦涩的千白菜汤相比，我实在不愿抛开家里的温暖：干净明亮、琐碎踏实的一切，还有我那与我同心同德的妹妹。当我一次又一次买回返村的长途汽车票时，是她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为我退掉。对于退票，开始我的态度是半推半就，有点矫情，有点阿Q，好像我本是要走的，是妹妹她偏不放我离开呵。到了后来，便是我主动请求我妹妹了：“你能不能给我再退一次票”在家的日子一天天拖下去，暗算一下，原来妹妹已经为我退了八次票。这个春节的八次退票，是我和妹妹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所以没有第九次退票，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知青副组长的身份，虽然乡村并无部队那样严格的纪律，可也不能超出返村的日期太久。
现在妹妹来了。目的单纯而又明确——和我玩一天，可是我正在干活儿啊，我的农药还没喷完呢。我怎么能在这广阔天地里，在这大忙季节和妹妹“玩”一天呢。那时的我们，本能地提防这个“玩”字。社员们却围拢过来了，这群善良而又乐观的人，在那个禁玩的年代，他们是依然懂得人情世故、家长里短的人。他们要我放下喷雾器领我妹妹回知青点，他们说，这老大一片地，不缺你这一半个劳动力，谁知他们越是劝我，我越是不肯离开，仿佛在逞能，又好像利用我妹妹到来这件事接受考验：看看我的大公无私吧，看看我革命的彻底性吧，看看我铁心务农的一片赤胆忠心吧……我把妹妹扔在地头，毅然决然地在棉花地里干到中午收工。
当我领着妹妹回到村里的知青点时，她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你不跟我玩儿呢我只是反复对她说，我太忙了。在知青点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刚回到宿舍就下雨了，妹妹期待地说，下雨了你们就不出工了吧。我说是的，不过我们一向利用下雨的时间开会。妹妹气急败坏地说，我来了你还开会啊！我训导她说这是在村里不是在家里，你应该懂事。妹妹悲哀地说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看你呢。
下午，我们十几个知青集中起来开始在食堂里开会，我心乱如麻。我多么希望这会快点结束，好让我有空陪陪我妹妹，可乡村里的会议都是漫长而缺少实效的。会开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开始读报。这时我发现妹妹站在门口。她挑衅似地冲着我们全体、也冲着我说，要我陪她出去玩儿。她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使我有点下不来台，我跑到门口把她领出门去，我说开不完会我就不能和你玩。妹妹说你开完会就再也看不见我了！我并不重视她的气话，只一心想着怎样保护自己在众知青中的形象，让大家看看我并不是一个因家人来探亲就不顾集体的人啊。于是我坐得更加安稳，甚至当主持人宣布散会时，我还故意要求再读一段报纸。
会终于散了，我回到宿舍发现妹妹不见了。这时我才真的害怕起来：天下着雨，她能到哪儿去呢我披上雨衣就跑出门外，同院知青也随后帮我去寻人。
我们找遍村子又找出村子，最后在旷野上，我看见一个朦胧的小红点在跳动，那就是我的妹妹，她正向县城的方向跑着。我大声叫着妹妹，她在雨中跑得更快了。当我就要追上她时，她又钻进了一片玉米地。我也钻了进去，一边拨开茂密而又刺人的玉米叶，一边央求她跟我回村，并答应从现在开始就和她玩儿。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淋湿了，却头也不回地跑着，边跑边报复似地大声说：“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追赶着妹妹，心想我是多么应该被揭发啊，玉米叶划破了我的手脸，我想它们也正刺伤着妹妹的皮肤。我哭起来，妹妹就在这时停住了脚，是我的眼泪使她妥协了。我把雨衣披在她身上，拉着她出了玉米地。我的知青战友们也赶到了，素英听说我丢了妹妹也骑车从家里赶了来。她不由分说把我妹妹放在车子大粱上带着她就走，她说她回家要给我妹妹烙白面饼煎腊肉。
这晚妹妹在素英家领受了贵宾的礼遇：素英一家将她围在炕上，给她说笑话解闷儿，她喝了姜糖水祛寒，吃了平时农家很少动用的白面烙饼卷腊肉。不幸的是吃喝完毕她便发起高烧说开了胡话，万幸的是素英急中生智从隔壁请来一位会扎针灸的老汉。这老汉上得炕来，先照着我妹妹的脑门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从怀中一个脏污的布包里抽出一根粗长的大针。照着那唾沫处猛然就扎，这一切是如此地迅雷不及掩耳，让你来不及怀疑、恐惧和哭。可是奇迹发生了，妹妹渐渐安静下来、安睡过去，第二天清晨她居然退了烧，又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了。
我骑着自行车把妹妹送到县长途汽车站，送上回家的车，她上车时正是头天素英带她进村的时间，整整24个小时。这乱糟糟的24小时让我心里很难过，却不知该对我妹妹说些什么。她倒很豁达，隔着车窗对我挥挥手说：“放心吧，我什么也不会告诉爸妈！”
22年过去了，我们早已长大成人，她也去了美国。我从来没有为那年秋天的24小时向妹妹说过“对不起”，我知道“对不起”这三个字用在亲人身上是多么没有分量。
今天是5月28日，是妹妹的生日。她从美国打来电话，我问她还记得那位乡村老汉给她扎针吗，她在电话里大笑着说：“我一直觉着他那口唾沫到今天还在我脑门上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08
高尚的出口在心里
李艾
三年前，我放弃了一份IT企业的工作，到一家公益机构做专职志愿者。
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穷人”。
一个月的收入不到800元钱，基本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很滑稽的是，我还在刷卡消费，以往工作时办的信用卡被我用上了，我在里面透支，以补急需之用，然后用12个月来分期付款。
朋友也逐渐减少，因为我不再“交际”，最后缩减到两个女孩，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吃饭，当然我花钱的次数很少，她们给我台阶下，说：花不多的钱，感受高尚。
开始的时候我也拒绝，后来就接受了，因为我也需要朋友，需要了解我理解我的朋友，需要能鼓励我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坚持自我的朋友，而朋友见面都在下班后，那时必须吃饭，如果不吃饭就没有朋友，这点我是深深体会到了。
有一次，她们又请我吃饭，并且还神神秘秘地说有个重要的事情。我去了，在饭桌上不论我怎么问，她们都不说，后来我就相信她们就是给我改善伙食的。
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