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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就不那么有价值了。我喜欢贫穷。我没想过要在世界上出人头地。
我们认识了许多在斯培西亚湾周围拥有别墅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对劳伦斯说，“我不想成为一个骗子。我不想告诉他们我俩还没有结婚。因为他们知道事实真相后，就不会和我们来往了。”
汉廷顿小姐是个有魅力的天主教徒，她对我们感到很困惑。她说，“我喜欢你们俩，所以我要批评你们。你们确实错了。你们的生活是罪恶。”她太困惑了，我有些同情她。好象她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而她采取了另一种作法似的。然而我带着喜悦和希望接受了事实的结果，我认为我选择了我自己的正确途径。我至今还不明白真正的社会价值为何物，全社会的游戏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社会的标准根本不真实，其游戏也不值一顾。冬天，我们在菲亚谢里诺过得很愉快。在那里，他写了起初称之为《姐妹们》的《虹》。爱德华·加尼特看后，不喜欢它。这使劳伦斯很烦恼。因为加尼特没有迎合他。可是我说，“你不是打破了古老的标准、开拓了新的领域了吗？”人们都说我糟踏了他的天才，其实并非如此。
劳伦斯经常很忙。他教会我唱好多首歌。我俩在黄昏时分要唱上几个小时。他很喜欢我的嘹亮声音。他唱时声音很小，但他象真正的艺术家那样，以绝妙的方式表达了音乐和他的灵魂。
我俩还在一起绘画。在我看来，他神情专注，一边掭着画笔，一边用敏捷的动作挥笔在画纸上。我画起来漫不经心，象是半玩半画。他不理解我，他做任何事情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其中。
我想起了钢琴从斯培西亚运来时的情景。那是用小船从海上运来的。船上还有3个意大利人，他们非常担心连人带琴沉入海底。小船上下颠簸，看上去极为危险，连我们也心惊胆颤。终于，他们到达了多石的岸边。在代号为“Avanti Italiani”的暴风呼啸中，钢琴抬进了我们的小屋。
圣诞节来了。我们请了埃利德的亲戚，大约是12个农民。当晚，他们给我们唱歌，对我们非常友好。埃利德的上年纪的母亲费利切和老帕斯奎尔唱了二重唱。漂亮的路易吉也在。她采摘橄榄时的姿态实在是太美了。和路易吉热恋的马埃斯特罗也在，他是从泰拉罗来的，不过，由于女方的身分高点，男方显得有点不般配。他俩结婚没结我不知道。有时也常常出现悲剧，这就是我被病魔降伏。我们虽没有触犯上帝的法律，但由于我们违反了人间的法律，所以我们是要遭报应的。我和劳伦斯得到了很多，而相反，许多人由于缺乏爱和温柔理应得到报应，可尽管如此，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得到它。并且，这还是人间永久的法则。过分的幸福在我们人间是不被允许的。我和劳伦斯有时想到，那是不是超越了人类的幸福领域了呢？他——我所了解的年轻的劳伦斯在世界大战粉碎了他对人类文化的信赖以前是非常幸福的。
我问他，“文明是什么？人类创造的这个我所不理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他说，“它宛如人类生出的一棵树。它注定成长、开花，然后死去。”我时时在想，劳伦斯是英国文化之树上长出的最后一枝新枝。不管英国文化是死是活，（我希望我没死）劳伦斯是那棵生长很久、高耸入云的大树的最后的新枝。
他总是一种绝对的、不可否定的人。他经常坚定地说，“最终人们是不能否定我的，即使人们想那样干，也不会拿我先开刀。”我也认为是这样。
人生有机械的嘈杂声。在马达的鸣响中，在各种声音中，意义渐渐地失去，一切意义都淹没了。没有任何人有充分的勇气来倾听给予我们真正生命的东西。我们求生的触手萎缩了。
我并不图众人惊奇的劳伦斯的天才。每当我想到他是如何被羡慕、被压抑、被抛弃、常被伪善地对待时，我就痛切地感到现代文明的愚蠢。他是多么有必要！人们是多么错误地对待了他的必要。现在他逝去了，他对同类的伟大的爱已不存在于他的肉体中。人们对他倾注了伤感……实际上，批评家们也是这样！批评家们如果不是批评他而是接受了他，那他们本人的生活该是多么地丰富呢！
我们在我们这块小小的领地上度过了几个兴奋的早晨，这几个早晨我们向着地中海的太阳欢欣雀跃。我还经常穿过橄榄树林去寄发往泰拉罗的信函。北方人的我起初理解不了随着时辰的推移而变化很大的橄榄树的美。风刮得大些，它们就变成银色；有时它们显得很疲倦，安安静静，暗淡无光。早晨我们散步期间，太阳把柔和轻摇的阴影投射在多石生苔的小径上。右边是海。即使说我碰到了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我也不会吃惊——不吃惊是很平常的。
劳伦斯充分地教给了人们生活方式——只是为生活本身而能愉快的方式。病弱的他时时比其他人更感到死亡的临近。他是怎样宗教式地观赏着那一时刻的美好瞬间呢？他观赏着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我和劳伦斯住在一起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以前的日子是一天到晚地奔忙、忧心忡忡地干活的灰色的疲惫日子。和他在一起，爱和喜悦中的内容只不过是全部生活的一小部分了。我俩的生活经常是完整的。我俩在其中是均衡的。我们周围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宇宙。18年间，我们从中得到了许多东西。
并不能说劳伦斯很好地利用了其短短的一生。但他有深该的生活现实感。他知道什么赋予生物以生命之火。那既不是高级轿车，也不是豪华宾馆，也不是电影。他既不高级也不低级。他有真正的天才，他从生活核心中取出永远的价值并在创作时发表了它。我很惊讶，孩子们是那样地理解他。但误解他的人要多得多。
我想到，人在栅栏内的时候只看到这个栅栏，就想仅此就挺好。但是当一旦从那个栅栏中出来，知道世界是多么广阔时，就会悟道，栅栏只不过是栅栏而已。人们惊异地望着那些。其实，所有难以逾越的栅栏都是可以逾越的。然而对于安心于栅栏内的人来说，就不存在栅栏的问题，也不存在有个更大的世界的问题。
他很清楚自己抱有敌意，但我认为我们两人当时都没有估计到它的严重性。随着他的逐渐成长，他的对立面也多起来。我俩为生活所累根本顾不上那些事。我们自身的世界和外部其他世界相比是那么微小，那么贫乏，但它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
我了解的另一件事是他不是“全能之神”，诸如歌德的“我是永远”之类的地方。他知道，“我彻头彻尾是D·H·劳伦斯。从那里开始从那里终结，我的灵魂在我之中。其余之物并不是我。我可以和我以外的一切事物有关系。并且我越是实际感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另一种意识，我就越加充实。”
我想到一位声称他在“注视着文学”的美国医生的话就感到好笑。他说劳伦斯的精神中只有病态的色情。我看他想看的东西都是疾病。例如，《恋爱中的女人》中厄秀拉和伯钦吃饭有甜菜根、火腿肉和鹿肉发面点心，他对这甜菜根、火腿肉和鹿肉发面点心就产生恶感。我认为，恶感就存在于这位老好人医生的心中。因为，能从甜菜根、火腿肉、鹿肉发面点心中感到什么恶感呢？不是只能说是好吃吗？劳伦斯是那样的直率，那样的严格。他讨厌任何“haut－gotut”或淫猥的东西。讨厌华丽的内衣及其他所有能挑发人的东西。对他来说，华丽的内衣或其他所有带挑发性的物品都是愚蠢的。一切都是骗局，可为什么要有骗局呢？热情的人是不需要耍手腕的。
1914年春，我和劳伦斯从菲亚谢里诺到了伦敦。我俩住在朋友戈登·卡米尔家。他太太去了爱尔兰，留他看家。他家位于肯辛顿。我们经常见到默里家的人，和他们长时间地聊天。凯瑟琳看上去年轻、实际岁数大了，象个早熟的孩子。那时简直想不到她有什么忧愁。她和默里的关系也是清新有活力的。我们有个女管家，她常唱《光辉的天使们，未玷污的天使们》。
卡米尔很爱爱尔兰，他管它叫“阿兰”。
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出去游玩的那个乏味的星期天下午的事情。我们乘着泰晤士河上的一只小船到了里士满。那次去的人有卡米尔、默里、凯瑟琳、劳伦斯和我。有些人在船上心情不佳，致使他们不快的原因是口琴吹奏了《引导我们，亲切的光》。出游的无聊使我们渐渐沉默起来。在远处，人们从船上往有几世纪历史的可怕的泰晤士河里投硬币，让孩子们打捞。泰晤士河的淤泥就象是渗入了我们的灵魂。很快，我们耐不下去了，便弃船坐公共汽车回家。严肃的卡米尔在上公共汽车二层时踩了售票员的鞋尖，售票员吼道，“注意点，畜生”。这使我和凯瑟琳感到很开心。
我和劳伦斯终于在肯辛顿的登记处办了结婚。卡米尔和默里陪着我们。途中，劳伦斯跳下马车到金匠房买了新的结婚戒指。我把旧戒指给了凯瑟琳，她一直戴着它，直到现在葬在枫丹白露。
仪式非常简单朴实。我没把结婚当回事，结婚也好，不结也好，都一样。可是，劳伦斯对我俩能正式地结婚感到高兴。
由于最初到伦敦时，我多少已经知道了劳伦斯所写的东西，所以我想，“能会见到有趣的人们将是愉快的。”可当我们被邀请到一个午餐会时，我们感到了内心的侮辱。那里的女士们都想以她们正在和名流交际而自豪。人们在那里大吃大喝，女主人照例坐在哪位曾报上有名的人物旁边，至于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新客人，当那个人酒足饭饱、胡闹之时才会被悄悄轰走。仅此而已。因此，劳伦斯和我几乎哪儿都没去，谁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