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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和他们会合。克罗港岛像个蘑菇岛……以前我从没见到过那么多蘑菇。树下长满杂草的潮湿温暖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我们有一头骡子和一个佣人。他为我们做事，从下面的小码头那里拿食物来。劳伦斯的情况不太好。我们在岛上竭尽全力看护他。
在一个小城塞里，我们喝了咖啡，那里是我们的住处。理查德看到骡子向我们这边看，便冲上前去，像勇敢的斗牛士那样在骡子面前抖动蓝围巾。这头骡子叫加斯帕。加斯帕逃进了灌木丛中，可是长长的耳朵却直楞楞地竖着。它还用斜眼看理查德。他不知道怎么斗牛，看上去有点怪里怪气。
理查德告诉了我许多事。例如，他很精通拿破仑的事，从不同角度给我们介绍拿破仑，让我知道了拿破仑对部下有种感召力。理查德还给我讲他自己的战争经历，讲死亡和死后的体验。这些情况就象融在他的脑髓里了。理查德在克罗港岛开始写他的“英雄之死”。一天，我们在碧蓝的海湾里洗海水浴。章鱼吸住了布里奇特，是理查德把它打掉的。
劳伦斯非常虚弱，我们想去不太远的主岛去。于是我们向土伦进发。土伦是个生机勃勃的港口，那里有许多船、水手和商店，是真正水手们的商店，有用贝壳装饰的箱子、贝壳做的船、科西嘉出产的长刀等。
我们在土伦附近邦多勒的博里瓦日旅馆过冬。旅馆建在海边，是普罗旺斯地区独特的、服务态度好、居住舒服、向阳的旅馆。我们的生活完全和海关官员卢梭描写的那种《靠租金生活的人》的生活相似。早上，劳伦斯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三色堇》。然后我们去海边的咖啡店喝午饭前的开胃饮料。我们记住了这里所有的狗。我们看归港的渔船、和在海边沙滩上银光灿灿的沙丁鱼堆。这个冬天，劳伦斯的健康恢复很好。他吃完午饭，到海边看打“勃奇亚”的人。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融进了这个欢腾热闹的小城市的生活中。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土伦。我们看到了黑人士兵，也去看了马戏。在邦多勒度过的整个冬天是轻松愉快的。
后来，赫胥黎一家也来了。他们在对岸的萨纳利找到了一处房子。一天我们都在博里瓦日的向阳的饭馆里坐着时，劳伦斯对玛利亚说，“不对，玛利亚，假如你真是非常富有的话，我们就不会这么融洽。”
到了春天，我们从马赛到了西班牙——先到巴塞罗那，从那里再去马略卡。马略卡还没有失去它的深邃。在海上遥远的水平线上，非洲大陆隐约可见。
我们的旅馆在小海湾边。每天阳光和煦、精神舒畅。我们始终注意不让劳伦斯累着。在岛上各处走。当太阳最热时，我洗海水浴，或攀上岩石，一个人悠闲地俯看海湾。一天我在瞭望四方时，看见一个西班牙军官骑着骏马在眺望大海。他干扰了我的个人天地，我迅速披上浴衣要回家。我往海藻堆上跳，海藻内部是空的，它下边是岩石。这样，我的踝骨就象挨了枪子儿一样，挫坏了，疼得我一拐一拐的。这时，军官骑马赶到，把朝气挺拔的马让给我。当时，我想，这是一段多么浪漫的遭遇呀。由于脚踝太疼，我怎么也上不去那匹精神抖擞的马。我索性让他别管我。
后来，劳伦斯来了。他让两个年轻人用车把我送回旅馆。
脚踝不痛了，而骨头折了。
我按照劳伦斯的意图，到伦敦去为他开画展。到伦敦时看到写有他名字的华丽的旗帜飘扬在瓦伦美术馆外。在美术馆优雅的陈列室里，他的画看上去有几分野气，有股扑面的感觉。他那为数不多的画引起了那么大的震动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在梅林达别墅的空荡、朴素的房间里看它时，他不理解这些绘画的力量。就像是塔斯卡尼给了它生命一样，它在那里极其自然地产生出来。使我大为吃惊。不久，警察来了，为了破坏这个展览，把他的画都送进了马可·波罗街警察局的地下室。我想到画在肯定阴凉潮湿的地下室里要被搞坏，急得不得了。后来经过斗争，画给救出来了。
这期间，劳伦斯病卧在佛罗伦萨。由于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攻击和画展受到禁止，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奥廖利悲观地打来电报。我迅即赶往佛罗伦萨。脚踝还未全好，还在痛，我又想到见到劳伦斯时会怎么样，心情难以平静。后来听奥廖利说，他看了我要回来的电报后说，“弗莉达回来后要说什么？”劳伦斯回答道，“盆里不是有桃吗？她肯定说，‘呀，看上去真好吃。’肯定去抓。”确实如此。和劳伦斯见面后，我看他“她终于回来了”的放心的目光，一时感到了长途跋涉的干渴，就吃了桃子。
我和他在一起，他的病很快就见好。不过，听奥廖利说，他来时，劳伦斯象死人那样，头和胳膊耷拉出床外，把他吓了一大跳。
我们为了避开佛罗伦萨的酷暑，去了附近的特格伦泽，马克斯·莫尔也住那里。我们在那里租了一处简陋的平民房。那时正是秋天。劳伦斯悠闲地休养着。我妹妹埃尔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来探望。当只有阿尔弗雷德·韦伯一人在场时，劳伦斯对他说，“喂，苹果树的叶子纷纷落下了吧。树叶想落时，就得让它们随便落。”马克斯·莫尔从慕尼黑带来几个医生。但是，药品对劳伦斯一点也不见效。他的身体太脆弱，太敏感。我记得这可能是最后阶段的每个秋夜。我通宵聆听着越过敞开窗户传来的他的呼吸声。猫头鹰在外边核桃树上发出不祥的啼声。在黎明蒙胧的光线下往他屋里看，就像只有放在他床边地板上的龙胆花束是屋内唯一的活物似的。然而，他又恢复了。因此，马克斯·莫尔和我又陪着他赶紧上邦多勒方向出发。
从住进梅林达别墅以来，我们就像只为他的健康而活着的。我们认为，瑞士和大海对他养病最有利。他不信任何医生，任何疗法，他说，“我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我自己。”他的生活成了为争取健康的不断斗争。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开始站在这个斗争上。他的精神使那不灭的花一直开到结束。他的愿望之一是就每个大陆写一本小说。非洲和亚洲还没有写。他的壮志终究未酬。我的一位印第安人朋友说，“为什么劳伦斯没有把全世界的事都写出来？他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呀。”在看《迷途的姑娘》时，他说，“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我想知道这些人一直到死的故事。”
我认为这些印第安人非常清晰地——恐怕比他们的白人同胞更清晰——理解他。
梅林达别墅
斯坎迪奇
佛罗伦萨
1926年3月26日
亲爱的埃尔斯：
从岳母寄自巴登的信里得知你身体不好，做了一个小手术。真可怜。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总之，今年不是个好年头。这里连日降雨。由于太潮湿了，到处都是一片黄色。不过这两天天气晴好、温暖，没有往常那么热。
现在我占领着旧别墅二楼的一半。这里离佛罗伦萨7英里，在塔斯卡尼的一个小山岗上。离铁路两公里，坐火车半小时就能到杜奥诺。周围的景色很美——波德里和伞松交相掩映，使墙壁更难发现。等到了秋天，你来住些日子，趁一切都还没有变得不好看时。关于我自己，正极力想使自己心情愉快，但是不容易做到。总之，这幢别墅租期一年，还不着急。
现在我正在给弗莉达的《大卫王》稿打字。由于我不是打字员，打得不太好。不过，自己过一遍原稿，还对学习德语有好处，我认为这挺好。
弗莉达的女儿埃尔莎只打了开头的26页。订正的部分非常多。我要争取一个月内打完，然后马上把打印稿给你寄去——用德语写稿比用英语写要简单得多，直接得多。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实际上，英语的含义非常复杂。也许一种语言的语法和文法随着简单化，它们的含义会更微妙复杂起来。总之，这个剧本对我来说，用德语写比用英语写直接得多并且有戏剧性。不过，其代价是在诗意和暗示性上就差远了。我想知道，关于这个，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写一本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书。这不是本特别轰动的书，不过是为到佛罗伦萨、科尔托纳、佩鲁贾、沃尔泰拉等地区实地看伊特鲁里亚人的遗迹的人们写的一种导游书。那些遗迹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在当地伊特鲁里亚博物馆里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恐怕你也看过。但是我希望你秋天来时能陪我再看一次。蒙泽讨厌伊特鲁里亚人的一切，他说，在这个种族中存着所有堕落的胚芽。然而，青铜像和陶砖是出色的，它们那生动的生命肉体、强壮的肉体感绝对和希腊人、德意志人的理想同样伟大，同样神圣。总之，依我看，意大利的真正力量在这种肉体感中，这决不是罗马人的。我还没看过一个着色墓地！
帝国旅馆
歇布尔，舒尔维贝
星期日清晨
今早收到你的明信片——你见到了纳施，我很高兴。我想你们一定从早到晚说个没完吧。今天天气晴朗——现在我坐在阳台上正要写作——阿克萨已经让我喝了一杯奥巴尔丁，他叫阿尔下楼了——太阳正当头。因为我写了一点爱西斯的事，接下来想写阿尔的事。昨晚，我们在阿克萨的阁楼上唱了特万基蒂罗和其他许多歌曲。
一切都那么平静、有家庭气氛。
今天早晨，收到包括柯蒂斯·布朗的信在内的好几封来自佛罗伦萨的信。关于11月和英索尔彻底决裂的事，请问问埃尔斯的意见。他们不想和我的代理人谈对我的著作的处置问题，这并不奇怪。关于提出的短篇集的问题，他们当然应该和沃森小姐商量。他们在干些什么，请问问埃尔斯。另外也问一下她是否保留着她为《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写的我的小传。如果她那里有，请让我看一下，然后把它送到沃森小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