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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靠近默里家的小屋里，还是在我们自己住的小屋里都开始了紧张的加工处理买来物品的工作：给椅子刷新漆呀，擦铜油呀，修理老座钟呀，往厨具架上摆餐具呀，等等。全部收拾完毕后，我喜欢和凯瑟琳往泽诺方向散步。她讨厌大风，迎风走时，她脚下就拖拉带响。后来，我们常常坐在洋地黄下一边日光浴，一边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象两个勇敢的印第安人那样讲故事。我俩做什么事都愿意一起干。当默里把椅子都刷成乌黑色时，凯瑟琳那圆圆的大眼睛瞪得更大。她说，“啊，椅子排队参加葬礼了。”她把她个人生活中的许多事讲给我听。她讲给就是因为信赖我。
凯瑟琳和劳伦斯还有默里发现了一个好去处。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在那里，我们都能完满幸福地生活。这就是拉纳尼姆。
劳伦斯思考了我们在那里生活的新的精神的东西。默里想的是把我们送往拉纳尼姆岛的船和设备的问题。凯瑟琳考虑了我们要带去的所有行李。我们谈论了好几个小时的拉纳尼姆的事。
在康沃尔，我们和默里家的人关系处得非常谐调。有一回，凯瑟琳到我家来，看到小窗凳处长出了高高的洋地黄，很是奇怪。后来，我一看到洋地黄就肯定能想起凯瑟琳。
一天，我们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划小船到海上，并唱起了卡农曲：
划呀，划呀，划呀，你的小船
缓缓地逐流而下，
欢乐啊，欢乐啊，欢乐啊，
人生不过是一梦。
我不明白，在当时为什么这首卡农曲竟那样使我动情。歌唱的语言难以理解并意味深长。这首歌我唱得很糟，劳伦斯还说了我。
我们前方实在是有许多东西。并且这些东西都很出色。当时我们极端贫苦，也没名气。可是我们富有理想和乐观。但是，当时劳伦斯经常对这一切进行反驳。他的理想就象毫无价值的蒸气。唯一的真实就是战争。他感到，战争把一切卑劣的因素带给上层，战争又把所有的东西摆在它们的面前。他的灵魂要严格地理解，但到最后，灵魂只依赖于他的信仰，只依赖于自身所不知的神。
我知道，他要得到它。我还知道，不管我多么悲惨，不管他使我多么悲惨，都有一个男人因他自己的虚幻而苦恼着。
他希望人们就是上帝造出来的那个样子，希望不冒犯他们，让他们保持他们自身的才能，安静地适应人世。他并没有把我嵌入类型中。我讨厌那样做。我们很穷，但他没要求我那样做。他说，“人应该是不管什么，只要喜欢就去干。这样就能干好。”
大战开始的头一年，康沃尔的战争气氛还不浓。然而，战争气氛逐渐地笼罩了我们周围的一切，就象章鱼那样缓慢但非常确切地伸展着触手。疑惑和恐惧包围了我们。这有点象吸着臭气在沼泽地绕圈一样。
我记得，一次，我和劳伦斯坐在我们在特列加森的小屋附近的海岸岩石上。我快要沉醉在空气和阳光下。我情不自禁跳起来，跑动着，风把我的白色衣襟吹起。劳伦斯叫道，“喂，站下，你这家伙，真愚蠢，别跑了！你不明白吗？人们会认为你在向敌人通风报信。”
我在那一瞬间把战争的事都忘掉了。
从圣艾夫斯来了一位讨厌的巡查，他多次到我们的小屋来，反反复复地检查劳伦斯的证明，想知道劳伦斯是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他的父母是不是真的英国人。这个巡查曾对我说，“喂，夫人，你要毫不保留地对我说，可惜你不能。”可是当我从劳伦斯和农场的威廉·亨利一起耕作、种植的菜地里拿来蚕豆、豌豆送给他时，他却接受了。菜地收成很好，许多人都在大战期间吃了这块菜地出产的蔬菜。
卡蒂·贝尔曼是我们可靠的朋友。
她做的藏红花味的点心和烤整兔是我们非常爱吃的美味佳肴。
在奸商得意，投机倒把盛行的当时，由于劳伦斯连自身及工作都顾不过来，所以我们很穷。他曾到阿诺德·贝内特那里去说，“你似乎对我和我的才能有很高的评价，你是否能给我些工作做。”
阿诺德·贝内特回答说，“是的，我高度评价您的才能，不过并不能说我就有理由给你工作。”
大战几乎把劳伦斯逼到完全失望的境地。由于书刊受审之事，他曾被传唤。后来，他对我谈到此事说，“你大概不会理解男人们都是只穿衬衣的情况是多么悲惨的样子。”他能够重返他的小屋，重返我的身旁，他是多么高兴呀。
劳伦斯喜欢附近特列加森农场的人们。他们的凯尔特式的风貌吸引着他。他能花上好几个小时和农场主的大儿子、面色红润的美男子威廉·亨利聊天。
当时，劳伦斯有些不爱理我，可能是嫌我有股去不掉的德国气味。我在那荒凉的康沃尔旷野，在那花岗石小屋里，备尝着孤独的滋味。劳伦斯常常黄昏时分撇下我，一人到农场去。在那里，他和威廉·亨利聊天，教亨利的弟弟斯坦利学法语。以此消磨时间。
有时，他半夜回来。黑暗中门突然打开，就象当地的死魂或幽灵钻进了我的小屋似的。由于寂寞，我似乎幻听到战场上的年轻人在向我呼喊，“救救我，救救我，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到晚上，绝望感向我袭来，过去有锡耶纳的凯瑟琳那样的女性来解决事情，而今，有哪个女性能阻止袭来物或避开它呢？
后来，劳伦斯回到家来要和我吵架。好象他在生我这个和他同样孤立无援、绝望悲伤的人的气。
希望和信赖只产生于人的绝望和走投无路。而外部世界只是日益险恶。
我想起了我们把劳伦斯的背囊里塞满卡蒂·贝尔曼的面包，从泽诺回家时的情景。海岸警卫队突然从树篱后跳到我们面前，说，“让我看看你们的背囊，有没有照像机。”
劳伦斯真给气得差点儿昏过去。我打开背囊，把面包伸到他们的鼻尖前。即使他们立即把我绞死，我也要表示出对他们的蔑视。我想他们是想把我绞死的。
劳伦斯有时被我们周围发生的怪事气得快要发疯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天生就是这样讲究公正。我知道他无依无靠，正如他所信仰的一切都全部失去一样，他凭着他的天才担负起了英国精神。他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应该给予英国以新的方向。
只要大战能够结束。可是大战仍在继续，无处不在，无法摆脱。一天傍晚，在塞西尔·格雷的“博西格兰”城，我们吃完饭刚坐下便听到敲门声。门外站着4个海岸警卫兵。他们说，“灯光泄露了。”
格雷很不高兴，但这确是事实。他从伦敦新雇了一个女佣。从海上可以看到这个女佣的卧室的灯光。
我们站着时，我吓得直发抖。因为以前我曾被怀疑给德国潜水艇的人员提供食物。不管他们怎么怀疑，我们在当时是贫困到了极点——如果一天供给潜水艇一块饼干，我们也许还能供得起，但再多，我们是无论如何拿不出来了。
我看到海岸警卫兵们浑身是泥，心中暗自高兴。他们在窗下窥探时掉到沟里了。
幸运的是，格雷的伯父是海军大将。这个关系救了他，也救了我们。劳伦斯问是怎么回事时，他只瞥了这些人一眼。他们还要在别人的窗下偷听窥看，他们的工作也够忙的了。
三四天后，我从博西格兰城回到自己的家里。劳伦斯去了彭赞斯，没和我在一起。在微暗的天色中我独自一人走进家。刚一进入，我马上本能地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我极度恐慌。我哆嗦着向农场走去。果然，在那里我听说有两个人找我们有事。
后来回来的劳伦斯不理解我的恐慌，而我却被许多预感扰得烦乱。
第二天一大早，来了一位军官，两位侦探，当然还有警察。军官向我们宣读命令，让我们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康沃尔。
易于不快的劳伦斯此时极为平静。
他问，“什么理由？”
军官答道，“你们自己比我更清楚。”
劳伦斯说，“我不知道。”
随后，那两位凶神恶煞的侦探开始搜查我们的所有东西：厨具架、衣服、睡床等。而此时，我只有干生气，象个傻瓜。
我说，“这就是你们英国人的自由。我们住在这里，没有对任何人产生任何妨害，可是，这些家伙跑到这儿来随意翻腾我们的私有财产，这是怎么回事。”
“安静些。”劳伦斯说。
他异常平静。然而，他的英国的刃物再次戳破了他的灵魂。并且我知道，他比我苦恼得更深更重。
来的警察是我的朋友，他十分同情地站在我们背后。我是多么悲哀，真想自暴自弃。但都无济于事。我们象两个罪人一样离开了康沃尔。我们被从康沃尔驱逐出来以后，劳伦斯就永远地成了有点非同寻常的人了。
我们去了伦敦，借住在H·D的位于梅克伦堡广场的平房。那里有一间非常宽大的房间。当时理查德·奥尔丁顿也回到了家里。傍晚，我们聚在一起非常热闹。
我不理解他们怎么能那么兴高彩烈。
劳伦斯发明了很精采的文字谜。我们玩名叫“伊甸园”的游戏。劳伦斯当“神”，D·H当树，奥尔丁顿当亚当，我当蛇，这个角色可不怎么的。
几天后，辛西娅·阿斯奎斯在甘纳德夫人借给她的科本特公园里的华丽的雅座里招待了我们。
劳伦斯把胡须修短。我们衣着华丽，去听《阿依达》。
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交朋友。我是匈奴人，人们也不喜欢劳伦斯。
那时，正值伦敦遭空袭之际，人心极度紧张。空袭来时，我要去地下室，可是劳伦斯总是拒绝去那里。他呆在床上。和那些忧郁的人们呆在地下室里，确实让人神情沮丧。所以，一来空袭，我就跑上跑下地劝劳伦斯下地下室。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