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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二 回桂东老家
从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离开家乡的时间则更长，将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乡了。退下来以后，无官一身轻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黄从美国回来，于是两人相约回桂东一趟。我父亲的儿女中，长房（即大哥）那一系有邓经元，四哥那一系有庆元的一个女儿，我们一家有老俩口和儿、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桂东，缺三哥的后代。一批人就这样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后，在祖父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父、母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坟前也鞠了躬、献了花。在老家没有住，在县里看了一下，住了两晚，路上也问了一些情况。
家乡确实有变化，县里有了公路、电灯，我们村也有电灯了。房子还是老的居多，少数几户盖了新房，大多数还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饱肚子。衣服可以御寒，穿破衣服和带补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只是这样一种水平，根本说不上富裕。桂东是全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在全省是倒数第二。
最明显的变化，是教育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以我读书的流源小学来说，我读小学时，男孩子能读书，女孩子就不允许读书，当时小学里一个女孩子都没有。我们那时是完全小学，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是四、五十人，合起来不过百把个学生。教师也只有三、四个人，包括校长。仅四、五人。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仅可以上学，而且人数已经不少了，据说入学率达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制）。教师已经有三、四十个人。教育的变化比较明显。
乡镇的变化不大。因为是贫困县，在免除农业税、公粮和购粮方面，每家每户得到了实惠。扶贫救济资金每年有一点，但这些款项多数被各级政府用于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时候，桂东县扶贫年份快到期了，县里的领导希望我和省里说一下，再延长几年。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熊清泉不错，同意延长扶贫年份，一直延续下来了。国家的扶贫政策给地方的好处，各级干部比基层群众要多得多。这个问题，恐怕很多贫困县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区、县、乡，如苏南的张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窦店，情况当然不同。这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宪法、党章和文件上写的，以及口头上说的，要求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不能真正贯彻这个宗旨，按文件、条例来办事。有了好处干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只能得点残羹剩饭。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这算是回故乡的一点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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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三 在北京召开《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
到了5月份，在北京怀柔召开了一次《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会议，丛书各卷的主编或副主编都参加了。开会的第一天，北京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没有出席我们的开幕式，但他们却参加了与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召开的另外一个会，那个会是北京市工会的会议。这样一来，很多参加丛书编写会议的同志就议论纷纷了。当时的传说很多，有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就是来观察邓力群的表现的，因为两次落选了嘛。结果发现邓力群没有因为这件事垂头丧气，而是精神状态饱满。丛书的另两位主编马洪和武衡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这是自丛书开始编纂后三位主编同时出席的唯一一次会议，我感谢这两位老同志。
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主要是针对否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当时，有一种说法：个体经济又重新发展了，私营经济也发展了。港澳台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来了，那么，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不是白费力气了吗，即有不应该搞〃三大改造〃这样一种情绪。还有更为尖锐的言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编写这几卷书了。就这个问题，我发表了意见，我说：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和今天的政策，过去有过去的情况和过去的政策，从研究历史而言，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过去的情况，如果符合，就应该说这件事就是对的，就应该肯定。不能因为今天的情况和政策变了，就反过来说过去都错了；如果没有〃三大改造〃，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根本无法确立，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嘛。
我还说，我原来和小平同志讲，希望退下来以后，还有几件事要继续搞下去，这几件事情中就包括继续主编这套丛书，因此，这也是合法的。
这样一讲，原来以为邓力群落选以后，《当代中国》丛书就要改变主编的同志，感到了欣慰，认为这个工作还能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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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四 在黑龙江考察和整理文稿
这一年我没有去北戴河，和刘白羽、林默涵相约去大庆休假，受到康世恩的欢迎。7月下旬，我带着卫建林和丁树奇，从北京经过辽河油田，然后去了大庆。几天后，康来了，余秋里也来了。左等右等，刘、林都没有来。我在大庆住了两个星期。旧地重游，看了一些老熟人。大庆人对我是友好的，因为我几次替他们说话。《论总纲》时，替他们说了话；后来在转发大庆经验时又替他们说了话；〃渤海二号〃事件时又一次替他们说了话。这些事，大庆的职工都了解，知道邓力群和他们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我受到他们的友好款待。
离开大庆去齐齐哈尔、五大连池、黑河，又去哈尔滨、佳木斯，回来又到了牡丹江，把黑龙江主要的地方都看了看，过去都没看过。原来总以为，黑龙江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以为大、小兴安岭都是很大的山和岭，一看才知道，黑龙江两岸都是大平原，大、小兴安岭的山势也很平缓，不是陡坡。从佳木斯回来的路上到了镜泊湖，参观了唐代渤海国的遗址，第一次知道了历史上该国的周围也是大平原，有三、四百万公顷的土地，这成为其建国的一个经济条件。
在哈尔滨时还参观了一个飞机厂，引进生产法国的直升机，能够倒着飞；还有运十二，能坐20人，性能也不错。
在东北考察期间，我听到一种反映：胡耀邦要把国营农场办成家庭农场，赵紫阳对此没有制止，反而加以助长，结果损失很大。东北的土地都是成片的平原，是用拖拉机耕种的，分给农户之后，每家只能分几条垄（一条垄有一公里长），每户分8至10亩土地，也就是七、八条垄。家庭没有拖拉机，就只好用牛耕，这样就不如拖拉机耕得深，耕种也不及时，结果就减产了。搞农场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于是开始停止这种做法，并逐渐恢复国营农场。后来，除了搞了雇工经营的国营农场不愿被收回去，其他的都陆陆续续地收回了。这是后来的转变。
这一次去东北，带了一些延安整风以后的文章，整理了一遍。可能是太疲劳了，我的右眼黄斑区出了问题，眼底出血，当时也没有感觉。从此以后，眼睛就再没有治好过，右眼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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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五 在长沙与胡耀邦见面、谈话
从东北回来，11月又去了湖南，少奇同志纪念馆建成，我去参加了落成仪式。从宁乡回到长沙，恰好胡耀邦也在这里休息。从1987年开他的生活会议，到此时已有近两年的时间了。我就约他，提出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他表示欢迎。
见面后，我没有想到他也不介意以前的摩擦。鲁迅说过：“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个人的恩怨，在当时的情形下，的确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的情意。我们在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胡谈了一些意见。
开始时，胡耀邦就对我说：老邓啊，现在流传四句话，你听说了没有？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现在流行和传播的很宽啊！
他接着说：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
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特意和我讲这四句活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要借这些流传的话来讽刺赵紫阳。现在想来，恐怕他有两层意思：一是对赵紫阳，你不是讲我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你当了总书记后，在坚持这些原则上，好像也没什么好的成绩；也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你们都批评我不讲“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就借用民间的舆论来证明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样一番话，可能表明了胡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起码是还没想通、没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政时，就和《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这已不是一个问题了；统一思想不是统一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而是要统一在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
一直到现在，“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陪衬和口头禅，究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什么意思，胡、赵不清楚，我看许多人也不清楚。
在胡的谈话中，表现出他对赵紫阳的那套做法不满意，例如他说：改造政治思想工作，怎么改啊？他说他对胡启立讲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改造我们的学习》，现在叫改造政治思想工作，不妥当、不慎重，他不赞成。还有，他说他不赞成赵紫阳搞的党委书记兼副厂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做法，对企业党委的领导属她化等办法他也不同意。胡还表示了对股份制不赞成，他说搞了股份制以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