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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中为周扬同志抱屈，说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头的人，二中全会上刮起一阵批周扬的风，他认为很不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头。就拿耀邦同志说吧。“文革”初期天天“示众”，在汪东兴当校长的干校里从事那么重的劳动，我听了以后很为他难过。能够说，我们因为当时吃了苦头，后来犯了原则的错误，也不能批评吗？我想，耀邦同志为周扬同志抱屈的这个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的错误是小错误吗？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异化了，可以说全面异化了。这样的错误，不是原则错误吗？他是中顾委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允许吗？各组对他的批评，我从简报中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很过头。会后，我就在书记处的会上指出，这个同志的批评很不对。我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个长篇发言，整理出来有三十七页。其中大部分是列举事实批评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页多，就周扬同志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批评意见。讲到异化问题时，我说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周扬同志观点和王若水同志还是有区别的。周扬同志在全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我传达时，按照简报介绍了他自我批评的内容，随即表示我很高兴周扬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大家保证，有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还像过去一样把他当作同志中的兄长来尊重。
这里还要向同志们介绍一个情况。在准备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的过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说，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小平同志就此讲了一些话，因为过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现在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的全文念一下：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从一九八三年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
第一个肯定，大体上可以说，从二中全会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其间发表了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这个时期，总的形势是好的，尽管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是在认真执行二中全会决定的。绝大多数党员一致行动，同各种精神污染的现象进行了斗争。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检查。总之，正气占上风，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气刹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讲话，接着同日本外宾谈话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种种说法传播起来。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阳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并且说，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个报告，对坚持中央方针、反对精神污染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有所收敛。九月，耀邦同志严厉批评贺敬之同志主持召开的那个文艺问题的会，“背着书记处”呀，“文艺黑会”呀等谣言广为传播，使反对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压力，而抵制二中全会的人则越来越神气，活动越来越频繁。从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讲话，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协四大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作协四大，由于耀邦等同志正式说，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们认为他们全面胜利了。所以才有所谓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的说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动，非常嚣张。同精神污染进行斗争的同志被称为“清污分子”，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不少同志还能顶得住，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于从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态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压制的情况，感到非常悲观。有的同志甚至说，他们被出卖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四月十一日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再次肯定反对精神污染是对的。特别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五月、六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以及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和五位常委讲话的传达、学习、执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的。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开活动减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宽容、宽厚、宽松等等一套，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活跃起来，在各种范围进行串连，举行各种大会小会，发表演讲、文章。六中全会的召开，以至于六中全会决议的发表，不但没有制止他们，他们反而抓住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大造舆论，不仅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公开宣传全盘西化、三权分立，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同志，丑化党，丑化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搞资本主义，等等。他们的宣传，毒害了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的相当多的部分，种下了这次学潮的恶果。
这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同志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坚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对他印象不好，也没有讨到那些坚持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欢心。两方面的人有一个共同印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话是能够信任的。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艺问题讲话后，耀邦同志召开过一次电影界的编剧、导演、电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谈会，也应该说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如说电影要维护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要多拍反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题材的影片，说他讲了多次要拍三大战役，每次都说没有钱，可是北影却准备花六百万拍《红楼梦》前两集（据说是系列电影，要拍多集）。电视台已经拍摄了多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急于花那么多钱重复拍这样的远离今天现实生活的影片。到会同志做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说他从来没说过不要拍《红楼梦》。于是《红楼梦》又开足马力，据反映，正式开拍前已用去二百多万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组部、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派出联合调查组到北影调查三个月。工作组写了个调查报告，把北影厂这样一个明明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不力、不正之风盛行、管理混乱，群众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整顿的单位，说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响〃。厂长胡其明本应对上述各种不正常现象负主要责任（本人〃文革”中参加给江青及其爪牙写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参与写了北影第一张点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却被指定继续当厂长，组织新班子，对那些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坚持电影革命传统、坚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进行压制。这个报告摘要，经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转发全国，要求按批示精神对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这以后，胡其明在厂内外宣扬，他这个班子是总书记亲自指定的，影响极坏。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同别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这对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八○年。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