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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人议论了半天，确定了一个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第二稿给胡乔木一看，没有讨论就说，题目就不行。这个题目给人一个印象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还要巩固，为了巩固才来斗争。以后胡乔木就不管了。我们几个人商量，让我同苏沛、滕文生再搞一个稿子吧，着重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就应该用不同的方针进行处理，这就形成了第三稿。谁也没有送，连胡乔木也没有送。
毛主席对邓小平、胡乔木有意见，同这个稿子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不存在这个稿子惹了祸的问题。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是因为抓住了《论总纲》，而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对邓小平看法的变化来说，过个稿子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到后来“批邓”的时候，这个稿子确实成了一个把柄。所谓主体两翼：《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
华国锋当总理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要人经过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对我说，听说你有这么一个稿子，是不是拿来给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给他，第二、三稿都送了，还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谈写这篇稿子前后的情况。实际上参加这个稿子的人有胡绩伟、余宗彦（他是我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苏仲、滕文生。报告中我没有提他们的名字。报告中讲，这既不是邓小平授意，也设有经邓小平看过。尽管起草的几有好几位，这个文章政治上要负责的是我，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责。这份报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国锋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几号，在我们读了毛选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后，胡乔木同志谈起报刊关于三项指示的宣传，认为对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指示的宣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写这篇文章，我说，我多年不写文章了，有困难。他说，可以叫几个人帮助一起写，四五千字的文章，有两三天就够了，并不难写。他提出了文章布局，开头一段写执行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是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写三项指示之问的关系，一段写第一项指示与第二项、第三项指示之间的关系，一段写第二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三项指示的关系，一段写第三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二项指示的关系，总结起来写一段，要全面贯彻执行三项指示。关于内容，他叫我把邓小平同志几次谈话记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有关意见组织到文章里去。过了两三天，他告诉我写文章的问题已经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同意写，并且说，经过胡乔木主持修改后，交给他，由他约国务院几个同志讨论修改，报送毛主席审阅，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经政治局讨论修改通过，交人民日报发表。
我找了四个同志，开始学习有关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邓小平在铁路会议的讲话，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工农兵学习班上的讲话，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在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同新西兰记者的谈话。有中央1975年九号、十三号、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有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个负责同志的讲话，浙江关于处理〃双突击〃问题的两份材料；有《工业二十条》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这份稿子的几份会议简报。同时阅读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其他有关指示，阅读了马、恩、列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这个期间，还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请外单位的五个同志就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应该怎样写，给我们提意见。
经过三、四天的学习、研究，我和四个帮我写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个写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两个组，进行流水作业。两个同志先按这个架子把有关材料编成一个毛坯，搞好一段，给我一段。我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组成腹稿，进行口述，另外两个同志笔录，记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讨论修改，写成了初稿，并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
初稿于1975年10月7日印发政治研究室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审阅。请他们提意见。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还没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乔木同志说已经看过了，认为文章太长，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绳、于光远三同志同我们五个人一起讨论如何修改，他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大家共同的意见是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来写三项指示，并且把题目改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之后，胡乔木同志说过，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虑作为《思想战线》第一期的带头文章发表。我于10月中旬改出这遍稿子，已经没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审阅。乔木同志看了又不满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语调没有完全改掉，并且指出文章选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彻底政善无产阶级专政〃，本来不是林彪说的文章就写成林彪说的。我说，在林彪的反革命自目暴露以后，我在批判会上，在报刊一些文章、报导中，多次听到和看到这个口号是林彪说的，都是当着林彪的口号来批判的，其他几十同志也有同样的印象。乔禾同志又说我们听到的说法、看到的写法不对。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后来他又说这遍稿子的题目就不好，人家看了会觉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有问题。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两个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印出来后，再没有送给胡乔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这时中央已经给胡乔木同志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再问第三遍稿的修改情况了。
上经过如有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指示，当随时补充报告。此致
敬礼
邓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当时的条件下，信中所讲写作过程比较简略。有些细节也没有讲。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胡绩伟分工的一段先写出来，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于是采取我口授，由苏沛、滕文生笔录的办法。我讲一段，他们记录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讨论。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题目也由我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初稿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胡绩伟分工写的一段先写出来，但不能用。于是改变方法，由我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
（4）邓小平评价：是香花，不是毒草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篇东西，同以前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确实应该承认，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把邓小平主持工作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同志的主张，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从这个意义讲，这三篇东西倒可以说代表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纲领。当时的实践认为这一套东西符合实际，整个工作有起色，经济情况在好转。明显地表现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帮”的分歧，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压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认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回过头来，毛主席过去讲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应该坚持，应该肯定，这是事实。被“四人帮”歪曲的东西，应该把它恢复本来面貌，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东西，通过这些文章要把它传播出去。拿“四人帮”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说了一些老同志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要说的话。最使“四人帮”受刺激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当时我们议论时不是指“四人帮”他们，而是指已被判刑关起来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坏吧。可是，他们自己认定是对着他们的。公正地说，选三篇东西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当作他们必须批判、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四人帮〃仇恨、害怕和诬蔑《论总纲》，真是咬牙切齿啊！
“四人帮”为批判这三篇东西，印了三本小册子。用张春桥的话说，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他们找到这样几份材料，如获至宝，广为印发，共印发八千万份，以为可以把邓小平置于死地，使邓小平翻不了身。而就我们来讲，究竟歪曲了邓小平的意思没有呢？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央那时的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