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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乔木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不讲这个问题，但赵紫阳自己特意讲了这段话。这样，反对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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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七 事情并未终结
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 胡耀邦个别传达邓小平的两句话
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的80寿辰。我到北戴河参加祝寿活动后，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 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她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直接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要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
3 胡耀邦等提出〃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关于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报告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接着，讨论作协的选举问题。本来，按照书记处的决定，作协大会的准备，除了讲话、报告之外，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人选的确定问题。为此做了八、九个月的工作。是以宣传部为主、吸收作协和文联的有关同志搞的。上、下调查、访问，访问了单位、党委，还有个人。所采用的这个办法，实际上与全国妇联、全国工会是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人选名单还没提出，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提出人选名单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的。可是，当会议讨论到人事问题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作协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有党委直接领导的部门，二是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对于后者，我们的党组织根本不要去干涉。对人民团体和科学研究所的党的工作要管。但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没有选好：让作家们自己负责……“我们不要干预。作家们觉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选多少，不要干预。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无效性”。
4 作协四大开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开得一塌糊涂。会议选举的结果是，巴金当选为作协的主席，他是老作家，党内没有什么更多的意见。刘宾雁当选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后面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我出席了开幕式，还讲了话。习仲勋、宋任穷、乔石也出席了。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强调〃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他还说：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于以后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人我的论文集。〃
胡耀邦实际上不同意邓小平的讲话，但他总是说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好的，是我们在执行中走了样。同时，在中央书记处内部用各种方法整邓力群。我过去说过，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赞成邓小平，而认为邓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后面再展开讲。
5 我对胡耀邦一篇讲话不满意
1985年1月25日，宣传部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请胡耀邦去讲话，题目为《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个题目倒没什么，但离开了当时的主题，当时的一个主题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在胡的讲话里讲了一大段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剥削阶级消灭了、不存在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影响如何如何，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接着，胡耀邦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公安政法部门和宣教部门，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幽灵在游荡，这种状况可不能低估。在那次宣传部会上，我这个人也太不会应付了，胡耀邦讲完后，我什么都没说，就说了一句：散会。会后，宣传部里面有几个反对派，理夫、王惠德等几人在一起嘀咕：邓力群对胡耀邦不尊重，胡耀邦做了重要讲话，邓力群什么话也没说，就宣布散会了。就这点而言，我确实处理得不太恰当，不会应付。因为当时听了他的讲话，心里确实不太高兴。在类似的另一个会上，我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