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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这三大任务。《意见》提出做好十个方面的宣传。就是我上面提的9条建议的内容。这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还在不同的会上多次发表这个意见。在高校、北京电视台、高教思想工作先进人物会议上都各讲了一次。由此接触和结识了李燕杰这样一批人。应该说，这些人有一定的演讲水平，也有内容，方向一直也不错。开始时，他们人还较少，现在他们的全国教育艺术研究会约有六、七百人了。在这13年中间（19831996年），我和他们这个团体联系比较密切，大家关系都不错，在倒霉时，他们也和我患难与共、命运相通，成为海内外一个有影响的团体。李燕杰的书在台湾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们几次去澳门演讲，效果都挺好。这些人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表现不太好。
在全国出版工作会上，通过了一个由书记处研究室、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最后报请国务院和中央通过，后来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从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当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接任时，宋木文讲这个文件直到他下来时，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也还管用。
2 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第二个会，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重要会议是中宣传、中组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经委等7个单位联合召开的。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8日，成立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因为鉴于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工人起来造反把当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给推翻了。当时，陈云同志讲了句很有名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了，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当时宣传部的文件体现了这个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觉得波兰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共产党执政以后搞不好的话，工人阶级会造反，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搞掉。我们现在还没出现这个情况，但搞不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凑在一起，认为应把这个问题抓一下，即帮助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做好这件工作。
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员中，除了任现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政干部（如党委、学校、工青妇的领导）之外，还广泛吸收退下来的、热心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研究会，共同负责这样一个工作。当时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党委、工会、企业领导处于第一线，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多数同志处于第二线。第一线要应付经常性工作；第二线的人就要超脱一些，时间也充裕一些，从现实出发研究一点比较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向那些任现职的同志提出建议或从研究会的角度帮助他们做些工作，第一线和第二线互相配合。还有一种说法，称之为热线和冷线，即冷热结合，使我们对职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中也研究一些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那时正起草工会法。7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
搞工会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在三大改造之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工会工作发挥得好，真正起了监督的作用；三大改造以后，工会工作起的作用显然比以前降低了。工会的同志在参加国际活动中也有这个印象：好像中国企业里的工会作用还不如苏联的大；甚至在有些人去了西德之后。袁宝华他们的印象：西德工会在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比我们工会在企业里的地位、作用更大、更重要；西德企业里的监事会有三分之一是工人代表，在企业决策中，工人的发言权很大。以我们的私营企业来说，在三大改造之前，实际上是工会说了算；在三大改造之后，很多工会的干部都成了公方的代表了，因为公私合营了。同样一个人，在三大改造之前，可以代表工人管理资本家、监督资本家守法、执行三大改造任务；在此之后，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公方代表，可以代表一切了。而工会里面的人也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这样，他就很自然地不把工会的作用放在眼里。至于国有企业，在根据地时就没有解决，就是一个党委、一个厂长。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之前，在东北时期是学苏联，搞的是厂长“一长负责制”。后来，毛主席坚持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此后，实际上党委说了算，有些地方是党委书记个人说了算。原来是厂长个人说了算，后来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在1980年曾经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我们搞了一些试点，普遍地都不赞成，还是认为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未解决。在企业里，说起来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搞得好一点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确实起了好的作用，搞得不好的地方，职代会、工会是个陪衬。
因此，在企业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成立之后，还专门做了调查，如：工人阶级状况，企业中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调查应该说搞得还好，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研究会中的人，都觉得能参加这个工作，尽自己一份力，很高兴，很愿意。但到后来，把原来由7个单位联合组织的这个群众团体，实际上变成了宣传部底下的一个局级单位了。其他的单位都没份了，发言权也没有了；现在名义上还有，实际上的工作就比以前差多了。
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为核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在文件里都有，话也到处讲；实际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句话是陪衬。党委领导和厂长，有的地方合作得还好，多数地方都不理想。在赵紫阳时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厂长说了算，用他话说就是：一个槽里拴不住两个叫驴。赵紫阳明白地反对“三个加强”、“三个积极性”的提法，他说：我就是要加强一个（厂长）、削弱两个（党委、职代会和工会）。后来，在有些地方实行厂长兼党委书记，配个专职副书记。在1989年，赵还提出要改造企业政治思想工作。改造的结果就是，党委成为企业或工厂的附属品。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批评了一下赵的说法，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稍有振作，但时间不长。所以说，共产党当政以后依靠工人阶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即共产党帮助工人阶级，使之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国家、企业主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少数企业搞得比较好，多数企业都做得不好。现在也很难说，应从哪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此问题。最近几年，我也没再兼顾这方面的事了。会议我也不参加了，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了。
3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第三个会，布置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当时乔木提出，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此，给上面写了个报告，经书记处研究同意，然后召集各部委的党政部门开会布置。书记处同意之后，负责组织布置工作的是中宣部。自此之后，开始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总算延续下来。到1997年上半年，大概出到150卷。这里面包括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后来还增加了一个《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后来还搞了一个《地方简史》丛书。人物传已出了八大元帅和《张闻天传》，《王稼祥传》不久可以出来，最近中央又批准出版《彭真传》、《王震传》、《胡乔木传》、《马文瑞传》。。。。。。。人物传已出的九种发行量不错，影响也很好。《当代中国》丛书，在搜集、整理、核实材料、保证材料的准确性、重要材料不遗漏这方面的要求，各卷都基本上做到了。在此基础上，写得、编得比较好的，恐怕不能说是多数。比较起来，军队那十卷，下的功夫比较大，写得也比较好。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几年，各部委的有关材料总算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在积累材料方面，应该说完成了一个大工程。这是我主编的各种书里的第一部，如算上〃人物传〃，就有两部大型丛书，后来还有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等。这对于中外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材料，这个作用是明显的、也是好的。
4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在1983年1月、7月先后召开了两次。
第一次是1983年1月，会前搞了一个1983年宣传工作要点，有三个：一是学习、贯彻、宣传十二大精神；二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大造改革的舆论，大造尊重知识分子的舆论；三是为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做准备工作。
（1）公安工作不能没有敌情观念
这里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请胡耀邦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中心是讲改革。我听了他的报告，对他的报告提纲作了一些修改。在他的讲话中，说到各方面都要改革，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其他各方面都要改革。在讲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时。他讲政法、公安工作也要改革。具体怎么说，我记不住了，但他的要点我记得很清楚，即政法和公安工作要适合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这段讲话给我的印象是将来的公安工作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现在的公安工作不适应，需要改革只是表现在这个方面。我给他提出意见，也对他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我说：不能没有敌情观念啊，事实上不能否认还存在敌我矛盾、公安工作者的脑子里，议程中没有敌我矛盾，那这个公安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稿子改后退给胡耀邦，我没有存底。后来乔木从上海开会回来碰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