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取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起，就进人了过渡时期，实践检验表明，一度想把资本主义消灭，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调子就是：拿《哥达纲领批判》的框架来衡量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198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进程。这种论调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走的苏绍智也是这样一个观点。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说法和论调就更厉害了。
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书记处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农村发展研究组
恢复高考以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学习期间，他们还互相联系。其间，调回来的陈一咨，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他和这批人比较熟，平常也有来往。他向我反映，从农村回来的这些青年，大学毕业以后还想做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因此便考虑，在这些人先后毕业之后，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继续调研农村工作问题。后来搞了个文件，要成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放在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书记处研究室和这个组发生一定的联系，给他们一些调研上的方便，同时对他们搞的调研材料及时收集、整理并上报。这个决定提交给书记处讨论，原来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人收集到这个组里。讨论时赵紫阳提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也应该吸收这样一些人，这些部门能有这样的新鲜血液是有好处的，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参加一些部门工作，可使接触面更宽一些。这是书记处的一个议题，后来形成了一个决定，即书记处1982年2月25日决定。我和这个研究组在1981年春节有一个专门的谈话，这个谈话在现在来看仍然站得住。
这个研究组的看法，和当时全党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讲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后来只是调研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个，还强调了包产到户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不能只讲包产到户，不讲土地公有。杜润生后来加了个〃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这一条是个基础。开始时，农民想回过去搞单干，搞过的地方，实际证明也搞不通，又回过来搞土地公有。这一条在搞包产到户的几年里可是重要啊，没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风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农民在搞的过程中也发现土地分了搞不下去，还得回到上地公有。在农村发展研究组存在的期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赵紫阳、万里、杜润生都很重视这个组的调研。后来这个组发生了分化。
5 对妇联工作的一个建议
宋任穷同志要我帮他管管妇联的工作。我提了个建议：妇联应把儿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来。从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学毕业。在这个范围里的儿童各方面工作都应纳人妇联工作。我还就此讲了一番道理，社会生产中，有物质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培养后代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还介绍了一点访问日本得到的认识。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亲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里。虽然这些母亲很多都是高等学校毕业的，但她们也不愿丢下孩子到社会上去工作。这样，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的母亲，知道怎么管孩子，对儿童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儿童的教育，不仅要有社会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这主要靠母亲。我对此讲了一篇道理，我现在觉得还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上讲文件处理和行政后勤工作
中央办公厅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我作为中办副主任，讲了两次话。一次讲如何帮助中央处理文件，一次讲行政后勤工作的意义，纠正了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行政后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讲：按我们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后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反过来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员。为人民服务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人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为你们服务，你们也为我服务。同时，我也讲了后勤工作的社会意义，以及要逐步把后勤工作社会化。并同当时开始知道的第三产业作了比较，说这个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后勤工作、第三产业的人日益增多，当时日本的从业人员中这部分人已占到50％还多。
7 协助经委建立职工教育委员会
当时和国家经委袁宝华那里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经多次商量，认为企业管理工作要加强，就要加强职工的在职教育，这要成为开发职工智力的重要环节。所以经委建立了一个职工教育委员会，我负责起草了一个职工教育的决定，并就这个问题在职工教育委员会上讲了一篇话。
8 代中央起草关于学大庆的文件
文件主要讲：学大庆起了好作用，中间虽然有点毛病，这些毛病纠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庆的好经验。这个文件对大庆起到了保护和爱护的作用。所以，后来我到大庆去，大庆人说：邓力群与大庆有缘啊。《论总纲》表扬、宣传了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大庆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又替我们大庆人说话。以后，还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为他们说了话。那次把他们的部长都撤了，康世恩也辞职了。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乔木特别激动，说：出了这样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语气很厉害。后来调查清楚了，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当时的会议上，还不知道是自然灾害，我说：出了这样的事，领导上应该承担责任，接受教训，但不能由此否定大庆油田的经验，还是应该发扬好经验。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常常自己否定自己，这次可要接受类似的教训。后来大庆人讲，邓力群三次保我们。因此，邓力群在大庆的名誉较好。
9 做树立革命人生观报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做了一篇要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针对当时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问题。在当时起的作用还不错，现在看当时提出的问题也还站得住。
10 解决中青年待遇问题
这是陈云同志批转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时，工资收人还只有七、八十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别困难，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两级，达到一百元。他说：只靠评职称解决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为评上职称的人终究是少数人，评不上、轮不上的人终究是多数，而这些人都是我们工作上的骨干，他们工作和家庭的负担太重，国家和政府应该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便和劳动部门、宣传部门的人合作，把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件事办了。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增加二、三十元，能解决好大的问题啊。
11 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成立于1980年，约在6、7月问，把中办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合起来，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涧青是副主任。从《红旗》挑选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直到现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梦奎、滕文生、卫建林、卢之超、有林、蒋振云、张云声等。估计了一下，从《红旗》出来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人。当然，也还有从其他部门来的人。彭真同志曾对有林讲，邓力群培养了一批人。平心而论，在几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
当时，书记处研究室主要有四项工作。
一是承担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领导同志起草报告，包括中央随时交办的任务，大体上在那时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多数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组织起草，也吸收一些别的部门的人参加。国务院的文件，我们一直负责到1983年，不仅赵紫阳1981年的〃就职演说〃，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我们起草的。1984年以后就由他们自己去搞了。当时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
二是除了军事、外交以外，系统地调查、研究、搜集、整理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三是办了四个刊物：一个是向上的，叫《情况简报》，即经过调研，认为有哪些情况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来搞成“简报”，铅印发出。向下的有三个，一个是《情况通报》，中央领导或有关重要部门领导的讲话或专题报告不是公开发表的，也没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后，需要向下通气的，一般发到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委一级，这对上下通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欢迎；还有一个刊物是《调查与研究》，是我们研究室在调研基础上写成论文，对材料进行整理，也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个是《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前两个由理论组负责，后一个由经济组负责。《经济问题研究资料》是就经济领域各方面的问题，整理材料，发表意见。
第四个任务是：在调研和学习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接触一点理论问题，写一点理论文章。即把调研和学习马列理论结合起来，考虑一点理论问题。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就写了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当时还起了一点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