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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耀邦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有矛盾的情况下，写出这样一个面貌的文件，最后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先念同志说，文件这样写，我也同意。最后这个文件发出去了。
2 中央关于转发农业学大寨文件的指示
1980年11月23日，中央转发了一个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为转发这个文件的指示，是我在10月底至11月初主持起草的。
原来毛主席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执行过程中有搞形式的地方，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是搞形式。如农村搞水平梯田，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搞。有些坡地，本来根本不需要搞，也硬要要搞。我们党内确有这样一种偏向，号召学习一个典型的时候，它什么都是好的，而批评时又什么都否定。正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农业部门搞了一个关于学大寨问题的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中央转发。于是，我起草了一个中央批转的指示，既肯定周总理总结的大寨的几条经验没错，号召大家来学习这几条也没错，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走偏了方向，有的地方甚至搞过头了。造成失误的责任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阳，应由山西省委和党中央承担责任。这就对大寨经验做了肯定，而搞过头的责任由上面来承担。这个指示还说，推广一切先进经验，都应该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指示还讲到对先进模范应该如何培养、使用。这个文件发出后，为大寨解除了一些压力。同时，也让大家感觉到，这样讲是公道的，不应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下面，承担责任的应该是省委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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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为邓小平起草四次文代会祝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幕。这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召开的一次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邓小平同志的祝词，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效果非常好。应该说，这篇讲话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作了论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应该承认，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说这篇祝词是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一点都不过分。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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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访问美国的收获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发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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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力辞中央办公厅职务
197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姚依林兼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财经委员会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辞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让我接替他的主任职务，他也和邓小平谈过，邓也知道他的意见。这件事，姚也和我讲过。我听后就和老伴罗立韵商量，觉得这个差事于不得。当办公厅主任，就要为这些头头脑脑服务，首先是政治局常委，扩而大之还有政治局委员，加上书记处书记，再加上中央部门的头头脑憾，还有地方的头头脑脑。各地方省委书记到北京，首先要到中办，探听一下中央的情况，那就穷于应付了。这么多的人，又都是首脑，有哪一处不到，就不知道会引来什么麻烦。经过商量后，认为这件事干不得，我又向姚依林表示了这个意见。后来有一次在邓小平那里，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应由我来接替，并说已和我说了。我说：你和我说过，但我也向你表示过我不同意啊。我干这个事情不行，还是干我能干的事。
在这期间，邓小平不知从哪里听到，冯文彬和我不太对付，有点为难我。当时冯也是中办副主任，按次序排在我前面。小平问我：是不是冯对你的工作有点刁难。我说：我还没感觉到。在工作上，他管他的，我管我的。因为冯管的工作都是文书行政，我管的是文件、写材料、调研，我们在工作中各管各的事，我有的事和他有关，向他提出过，他还好嘛，我好像没有感觉到他怎么为难我。当时给人的感觉是，邓小平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用，要给我创造些条件，使工作能够做得好一点。这比已邓小平对我表示的关心。后来，这件事总算推掉了。姚依林不当中办主任之后，胡耀邦就把胡启立（天津市长）调来了，后来乔石当了一段，再后是王兆国。姚依林不当主任之后，我这个副主任也辞掉了。
注释：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页。
②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9页至第1280页。
③《新华月报》1979年第6期，第40页。
④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9页。
⑤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3页至第234页。
⑥恩格斯：《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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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 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1979年开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办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4月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担任主任。1980年这一年，工作特别忙碌。
一 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 叶帅国庆讲话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提前
起草《历史决议》搞的时间很长，是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时候，社会上，甚至是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会议的也有少数人，思想理论比较混乱。社全上极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机会，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和一些经济要求问题为由头。煽动闹事。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成为股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少数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这样，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滥起来，煽动闹事也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这股错误思潮进行了说理和批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