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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当时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以后的重点是批右。因为当时我不太了解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故对胡乔木讲的今后重点是批右这样一个提法，产生了是否合乎实际的疑问。胡乔木说，会议上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后来，在文字表述上，口气稍微减弱了一些，即现在要“注意”右倾，而不是“重点”批右倾。在正式发表的时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胡绩伟这些人就和胡乔木争论，吵得很厉害。邓小平3月30日在会上的讲话，本来还有一段话，大意是：原来对理论界抱有很大希望，现在党中央对理论界感到失望。邓小平的讲话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和公开发表时，这一段就没发。
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传达以后，在社科院引起了强烈的不同反应。我在社科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提法当时在全国是首次提出。朱元石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反响，很多报纸都转载了。那时候，我们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时间定在星期五，开半天。在此之前。座谈会都开得很好。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在双周座谈会上，有人就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根棍子。那次会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第二次会上，他把话头转了。说“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变成四根棍子。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面说：“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问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②有人在社科院哲学所说，到了社科院，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情况确实如此，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理论界和思想界分化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部分人有抵触。
党内理论上的混乱和社会上的动荡是相互呼应的。要讲自由化的苗头，就是从“西单墙”后期暴露出来的。因此，到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上规定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这件事是邓小平提的。我没听到胡耀邦讲过什么。可以说，他没有明朗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但他也没有反对。
我在1987年1月召开的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说，他前期的讲话、文章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到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后，到整党时改变整党方针之后，起码是对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重视吧！当时，通过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里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是问题。
邓小平让胡乔木帮助起草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最后搞出这么一篇大文章，不论当时的客观需要还是实行的结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评价邓小平时都应承认，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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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四 陈云征求对《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的意见
1979年3月初，陈云同志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把提纲给了我，征求意见。我拿给中办研究室的同志们看，都认为是好文章，反映了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思考。
提纲的要点是两句话：第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是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的苏联、1949年后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这个理论来办事的。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第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有了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但要求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对陈云同志写的这个提纲，中办研究室内部组织学习，进行了认真讨论，并由梅行负责组织起草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既要有计划经济，也要有市场经济》。我看了梅行组织人搞的这个东西，不满意，因此也就没公开发表。
陈云同志在提纲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在中国、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当时我们好像提出个疑问，说“市场经济”这一用语和我们过去的用语不一样，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建议用“商品经济”，并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没有接受。我们还建议陈云同志把这篇稿子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去，他也没有接受。陈云同志当时的说法是，发出去也没有人执行，没有用。因此没有印发。
说到陈云同志文章中用“市场经济”这一用语，有这样一个过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用的是〃市场调节〃，以后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这个词。1985年5月第一版《陈云文选》用的仍然是〃市场调节〃，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时。陈云同志在该文最后一段又改回原来的用语：〃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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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五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确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1 成立中财委和陈云、李先念的建议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
1979年3月21日，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建议用两三年、最好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提出来了，
2 财经情况的调查和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一方面实行调整，一方面酝酿改革经济体制。这就要了解企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对财政经济的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个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济机关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见。6月27日，他说：〃根据中央的方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对我们经济如何改革，搞出一个大体的眉目来。〃会议还确定，由邓力群、张劲夫、马洪具体负责召集调查研究的会议。
7月19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会议。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会议决定在财经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一个调查研究机构，直接由秘书长姚依林负责，成立四个小组。第一组调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第二组调研经济结构改革问题；第三组调研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问题；第四组为理论组，或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组。调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办研究室（不久改为书记处研究室）由梅行牵头，组织了一些同志，收集经济方面的材料，出了好几期《供您参考》。每期一个专题，包括全国的情况。这对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与经济调查工作有关，后来还编印《调查和研究》、《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供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门、地方负责同志以及经济理论界的同志参考。
8月8日，在中办组织的经济调查会上，我主要就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这三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我要求调查研究要同经济调整工作结合起来，同〃六五〃计划、长远规划的制定结合起来。此次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这里就不细说了。
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陈云同志关心一个问题，是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历年比例关系。中办研究室专门写了一个材料，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情况。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也就是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的时候，一段时间产生了片面性，积累率最高时达40％多，总的情况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时候。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积累率25％。这个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赞同，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
关于改革经济体制，我有过几次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体制改革首先要从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开始，重点应先从这里起步。应该说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结合调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