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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的问题搞清楚以后，农伟雄调离研究室，赵乾德、周锡荣调回党校，还有一个同志在小组会上自己检查一下，批评一下，不写材料，就算了。
最后搞了一个书面的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送给小平同志看了一下。
研究室这时已分为两部分。西四院这一部分成立毛著办公室。原来毛办是汪东兴当主任，李鑫当副主任，这时全都走了。另外成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归毛办管，龚育之、郑必坚调去，还有其它几个人，因为华国锋需要笔杆子。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也发给他们，都没有提意见，听到的反映之一，郑必坚讲，这个基本总结是顾全大局的。除对农伟雄以外，没有伤害人。
在农伟雄的问题上，研究室内部是否处理太轻，太客气，如果说左和右，那是右了一点。
3 问心无愧
在挨整时怎么样，在处理“整人”的人时怎么样，是否有背中国人做人的道德，乃至是否有违共产党人的原则。现在重新审视一下，我自认为问心无愧，睡得着觉。
在挨整时，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调子做了检查和批判，当时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换个角度，你说是诚心说这些话，也可以，的确也是诚心的。因为一个党员总不能和党中央、毛主席不一致嘛，这是大局嘛。在这方面，当时我们单位最标准的是丁树奇，他在挨整和整人时，在处理“整人”的人时，不说违心的话。但处在我们当时的地位，若如此的话，可能就过不了关。
挨整，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一年半还多。开会时，心情沉重，但会后回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当然也得益于毛主席当时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所采取的新做法。那时回家后也没有和家里人发牢骚，就是读历史。从《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纲鉴易知录》，到《明史》，《明史》没有读完，读过的划了些要点。〃四人帮〃倒台之后，读毛主席著作，主持写了一批文章。其中包括：为陈云写的一篇文章；为邓小平写的十一大的发言；为先念写的一篇纪念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因赶不出来，后改成关于毛主席经济理论的文章；还主持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的文章。
此外，我还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写了一本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书。有林是从《红旗》杂志干校借调到政治研究室来的。为准备创刊的《思想战线》写了两篇文章。文章完稿，赶上“批邓”，只好搁在一边。大约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有林到我家来，把文章送给我。记得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另一篇的题目不记得了。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四人帮”把“唯生产力论”作为棍子来打抓生产的同志的，都是从正面讲道理。我当场翻看了一下，明确提出：现在只是正面讲道理已经不够了，要进行批判。要把“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的谬论尽可能都找出来，加以分类，逐个批判。要写成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书。这个任务比较重，我对有林说：这书只你一个人写，力量单薄了一点，可以找林子力合写。他们把《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初稿写出后，乔木、于光远和我都看过。我作了个别修改，乔木同志改得多些，于光远不仅修改，开始时还作过指导。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送小平同志看了，他加以肯定，并提了修改意见。他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
1977年7月1日做好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运动的基本总结以后，我被先念同志找去，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当副组长，恢复正常工作。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说。
总的说来，在挨整时，没有六神无主，还是读了些书，做了些理论工作。重提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在当时来讲是第一篇文章。我们的主张，于光远就不赞成，北大经济系全部都不赞成，在当时的北京理论界，赞成的人极少。后来在1977年12月，我又到中央党校讲了一篇，也收在我的《文集》中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这些情况都表明像毛主席所说的，在挨整时，没有消沉。主席很爱引用〃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倒霉修《史记》等典故，应该说我自己虽然没达到人家那么高的水平，但当时自己的心情、精神状态能够安得下来，不消沉，仍然读书、研究问题。我不仅自己这样做，还鼓励身处逆境的年轻同志。在这点上，自我感觉还是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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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五 “四人帮”垮台后政研室继续受压
1 出乎意料的处境
“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政研室外部，形势仍然很不好。总的说是“四人帮”在台上时受压，“四人帮”垮台后照样受压；内部出气了，外部还是受气。
毛主席去世后进行遗体告别。一般机关负责人都安排到那里守灵，研究室没有份。少数负责人分批到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去了，乔木就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就找我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给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这事我们也报告了，批下来不准他参加。我说，你写封信吧。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就成了一个把柄。
开追悼大会，正式通知每个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上天安门搭的那个大台子，政研室推了胡乔木和我。报上去以后，纪登奎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我们也就忍了。结果，研究室去参加追悼大会时限定名额，胡乔木还是不让参加。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站着。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们站在广场里头，非常不平。我那时已经61岁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2 宣布解散但没有散伙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么原因呢？就是乔木写的那封信。说主席去世后，乔木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经过汪东兴转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帮〃。乔木为什么写这封信，前面已经讲了，主席去世后的追悼大会，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却不能上，纪登奎还打电话要研究室照顾大局；胡乔木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主席去世后却不允许他与主席的遗体告别，更不允许他去守灵，而各单位都是轮流派人守灵的。至于信的内容是不是效忠信，后来我和于光远问过他是怎么回事。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此事原委是这样的：在转刘冰的信之后，政治局开了几次会，乔木都参加了。批判胡乔木时，江青讲，你胡乔木这个人对毛主席是忘恩负义。乔木信中那句感谢的话就是指此事说的。胡乔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个别，有那两句话确实不好，但也不能说成是效忠信。
参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会的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和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政研室的负责人参加那次会的有于光远、胡绳和我。会上宣布到阴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从哪个机关调来的，回到哪个机关报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政研室现在还有一些事要做，我们要把运动搞完，还要做一个总结，还有，同批评我们有关的两个地方，一个大庆，一个大寨，我们没有去过，要参观一下，看看我们的宣传哪些对，哪些不对。吴庆彤听了，说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对啊，这些同志应该到大庆、大寨看一看。还有，计委写了驳“四人帮”批《工业二十条》的文章，中国科学院写了驳“四人帮”批《汇报提纲》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们的《论总纲》，你们是不是也要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啊。我说：对啊！这样，宣布了解散而实际没有散伙。
在这次会上，胡绳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罗而已。我与胡绳是好朋友，在这事上我同他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会上下来以后，他说：老邓，你怎么那么尖锐呢？我说：我知道你那些话是代表谁来说的。你回去以后，把我的意见告诉李鑫，我就是这些意见，我当他的面也是这些意见。胡绳还讲，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我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他说，我们谁给他施加过压力？我说，我就给他施加过压力，批判过他。我说，还有批判更厉害的。他说是谁啊？我说，就是李鑫嘛！李鑫说胡乔木不是个玩艺儿，我总算看透你了。胡乔木确有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这怎么能同“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
3 替胡乔木说话
因为主席去世后胡乔木受到那样的待遇，加上“四人帮”把胡乔木揭批邓小平的那个材料印发了，看到胡乔木那个材料的高级干部，对胡非常不满意。我就替他说话。
首先到陈云同志那里，说他那个材料，事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