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后，集中揭发邓小平。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有几次发言。接着，乔木写了十几条，揭发、上纲，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相信在乔木和邓个别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不会少，但乔木一件都没有揭发。胡乔木3月2日的揭发交代，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这份材料里讲了他同邓小平的20多次会见，包括邓同我们一起读毛选，同他单独见面，没有出格的话。
3 我成了第二号揭批对象
此后，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后来也批判了几次。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成了乔木之后的第二号揭批对象。一次揭发“黑画”，③上纲很厉害。这时，有人找郑惠、徐道河说：现在事情日益严重，只能保于光远，不能保邓力群了。他要两人出来揭发，说“黑画”问题上邓力群有责任。郑、徐两个当晚来找我，说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某人却要我们把赃栽到你头上，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厢房内议论一些事，我住在堂屋里。当时我已经“解放”，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厢房同堂屋是通的，他们议事没有我参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们的谈论我自然而然都听到了。只听徐道河说，揭发批判时，你上纲牵强附会，我批判东拉西扯，本人做检查也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但在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就说邓力群吧，大家揭发批判的东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间也可能有些过头的东西，但我们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认识他，这个时候能这样办，我觉得不简单，是个讲党性、够朋友的同志。郑惠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当时那种紧要关头，和徐道河一起来找我，没有按照那个人的想法办，也不容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插曲，总的来看，我们七个人奉命批邓，没有出格。乔木过头一点，传出去后，老干部普遍不满意，但总的来说，乔木也没有按当时的风向给邓添枝加叶；共同的调子都还是按对当时中央文件的领会来说话。人们后来把我们几个人的话加以比较，如在会上，关于《论总纲》，我曾说：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我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本来这也是事实，我不过是如实地承担了责任，而这件事居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这说明一点，在党内斗争中间说真话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邓小平同志也认可此事。很多地方传，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说真话，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之间有各种接触，不能因为党内斗争尖锐，就把自己说的话推给别人，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前面说过，1976年2月，华国锋召集了两次〃打招呼〃会议：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大军区的负责同志，一共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华国锋讲话打招呼。此后，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个省、区和几个大军区，3月2日来京。江青自作主张，召集第三批来京的十二省区负责同志开座谈会。会上，江青就〃风庆轮〃问题④大做文章，批邓小平。就在这次会上，江青说，研究室的材料证明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经理。这不是要搞另一个中心吗？对这件事情，江青他们受到毛主席指责。3月10日，毛主席对风庆轮问题请示报告批示：〃（材料）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在组织上，“四人帮”也想搞第二个指挥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当时，舆论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说明是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激起群众义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当天晚上就收起来烧了。4月5日群众就起来，〃还我花圈！〃这边就组织镇压。当天晚上，吴德讲话，限定时间离开。过时，就清场，抓人。运动遍及全国，起到了〃四人帮〃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压越是激起群众的不满，越是暴露〃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四五运动〃确实是全民性的。各种观点的人这时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
1977年11月我们到了社会科学院，经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门去过，目的都一样。在这个运动中，干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干部没有去，但更多的是他们的子女代表了他们的老子的意见，一方面对〃四人帮〃不满意，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受那种对待表示不理解。这样的革命运动，经过〃四人帮〃的歪曲，经过毛远新的汇报，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里，确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江青想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职，运动跟着升级。经过报纸，大造舆论，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说《论总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何其相似乃尔。
大约3月初，华国锋主持第三批打招呼会后，要国务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贾鲁峰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还有《论总纲》的底稿吗？我说有。他要我把底稿给他，并写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口述，罗立韵同志笔录的。《论总纲》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给了他。我把经过情况说得清清楚楚，邓小平并没有授意。可〃四人帮〃硬说《论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的，是复辟总纲。可见他们是怎样不顾事实，诬陷小平。
当时我的心态是，华国锋当了总理，邓小平撤销了职务，对邓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感到还是宽大。感到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样，对老干部还有所谅解。因此，对主席没有什么埋怨。觉得毛主席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帮”搞的不完全一样。对华国锋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反感。这时已传出“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愿把国家交给“四人帮”，对华国锋感到放心。交给华国锋以后怎么样？看看吧。
6 问题升级和我的态度
我的问题，从运动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上升。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农伟雄就说，邓力群的问题已升级了。作为我来讲，不交代不行。在党内，他们还是代表组织，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当时没有想这些东西交代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会招来什么横祸。作为一个党员，很坦然，做的事没有需要隐瞒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顾虑。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写信，每交代一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讲每一件事，我都没有坏心，没有算计过谁，没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实地讲，对自己有什么后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条，不能因为我的揭发而使别的同志受到牵连。凡是遇到这样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说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我在红旗时，遇到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责，我都承担起来，说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乔木交给我的，如《海霞》问题，那时，胡乔木说，你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写信了。在交代时，我没有交代是他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经过了锻炼，谁也不说谁，各人只讲各人的。农伟雄就说，你们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来好像有分工似的，实际上没有。我们几个人很默契。在交代时，中央没有点名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都不说，这也是一种默契。中央点了邓小平的名，我们也就只讲邓小平，而且按事实来讲，最多讲完以后，跟着中央的口径加上一顶帽子。我们一般不跟报刊的调子。
后来，我们搞了运动总结。我们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总的说还是合格的。总结有几条，现在看来比较平淡，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况下面，做到这一些已经很不容易了。总结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对于“四人帮”在运动中的另搞一套和农伟雄、赵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着“四人帮”与农伟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四人帮”和农伟雄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七位负责同志抵制了这个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江、张、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