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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们回到罗马。应她的要求我给了她一些我为这种行动而大量储备的色
情物品。许多女人都像男人一样好奇，她的鼻翼因兴奋而不停地翕动。她拿了太多
的那种东西以致于我不得不对她做出警告。
我从来没想过要诱奸她（这也根本不会成功）。通常在我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或
是针对目标，我都不会考虑性这个东西。
最后，她很含混地对我说：“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而工作，也知道你在努力做
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也不关心。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无论怎样，你是个真正
的绅士。”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毫不沮丧。
我一直以来都自己花钱收藏了许多色情物品，书刊、杂志、电影等等都成为我
的行动工具。在那些禁止这些物品的国家它们可以帮我的忙。不仅是针对行动目标，
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它们可立即融化冰雪，消除隔阂，而无须秘密行动。
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一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就立即大叫道：“没有男人不喜
欢这些东西！”
那之后，我再也不必经过那些繁杂的银行手续了。
只有一个软弱的目标拒绝了。他一看见我给他的杂志就惊叫道：“我太太见到
这个会杀了我的。”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也猜不出为什么。
罗马的工作条件并不坏，尽管也有些不方便之处。
我一直无法使自己习惯于罗马长达4 个小时的午餐休息。
罗马没有像东京或巴黎那么多的咖啡店或咖啡厅。找一家合适的很不容易，它
们往往在午餐时间都改成饭馆了。
天气睛朗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西班牙广场台阶的宽大的石栏上，非常惬意。正
值花期的杜鹃花开得很艳。
广场有许多游客，年青人、艺术家，也有举止无礼的人和兜售仿制的路易维顿
皮包的小贩。
在冬天不太冷的时候，我常常身着西装领带，甚至穿着雨衣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让阳光晒黑我的脸。我并非对西班牙广场或是晒太阳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而是我就
有一间安全屋在附近，我常常得离开屋子以打发午餐时间。
午餐时间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连去附近的康多提和其他人们常去的大街逛
逛，看看橱窗里的东西都不行。
当然，我不会浪费这段时光，我有许多事要思考。
1985年罗马下了一次罕见的大雪，14年来的第一次，几乎使整个城市瘫痪。第
二年的冬天又下过一次。
中情局中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是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后来因为懂
外语而转为情报官员。但是懂外语并不意味着合适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本书里已有
几个例子）。
动机、性情、品格及其他一些因素是造成某些情报人员不适合干直接、残酷、
艰苦的情报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我们分部的新副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情报官。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有时缺乏气度与正直，而这又常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
的必备条件。这些缺陷抹杀了他的优点。
他的这种性格表现随处可见，他曾经向我抱怨过他“借给”一个特工的钢琴现
在却没办法要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把钢琴借给特工呢？他难道不知道一个情报官是不能和特工过度亲
近的吗？我劝他最好把钢琴忘掉吧。
当然，这位特工对这位软柿子情报官毫不尊敬。在这名特工转到我手下那一天
的午餐中，他当着我的面骂他的前任上司“愚蠢”，“小气”。
一名情报官控制不了他的手下，他就不应该干这一行。
在罗马，我用太太的中国菜手艺招待过不少目标人物。客人都很喜欢。有一位
客人（目标）来过我家五次，我们每次都用不同的菜招待他，也就是说至少25道菜
和甜点（我太太对所有客人的就餐情况及钟意的菜肴都做了记录）。那些客人（目
标）们都被我太太的手艺折服以致于诚心诚意地建议我们在罗马开一家中餐馆。
我的副部长的全部评价却是：我们一定通过这些招待餐赚了不少钱。
我被极大地伤害了。站里给每个人的食物津贴是15美元，这仅够用来购买食物
和饮料，我太太付出的劳动完全是为我和我的工作做贡献。那些不时打坏的精美的
瓷器和水晶器皿我也从未要求过补偿，其他的花费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目标人选一个人两顿饭就喝光了我珍藏的有23年历史的Chivas
Regal 威士忌！我把陶瓷酒瓶做成了台灯作为永久的纪念。
有一天，副部长告诉我他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款待外交官们。我问他想
邀请多少人，他自豪地说：“超过100 人。”于是我问他在这样大的宴会上打算用
什么来招待客人，他告诉我说“热狗和啤酒”。
在美国陆军合作社购买热狗和啤酒可以使他轻易地从宴会津贴中赚到超过1000
美元的合法收入，他就是用这种心理来判断我的。
他曾经在那场令人伤心的越南战争中担当通译。就我所知，他关于国际政治和
情报工作的知识非常有限。
在我看来，他关心的是经济收人。这不是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
而我恰恰不喜欢那些把金钱看成生命中头等大事的人。
我也认为金钱很重要，但生命中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金钱只是人生中用
来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金钱本身不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那些过于看重金钱的人
往往看不到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间有明显的人格差异。我不可能喜欢他，他可能更加讨厌我。但他
是个“好家伙”。因此，他表面上对我颇能容忍。
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要我去搜查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问他什么时候要，
他告诉我越快越好，最好一两天搞定。我问他已花了多长时间来找这些东西，他说
大约两个月。既然如此，突然打电话找我来干什么呢？
那时我明白，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我工作做得好坏。因此我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愤怒与轻蔑。
当时是上午9 点。11点45分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他
大叫起来：“你怎么找到的，这么快……”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弥补了他们两个月徒劳的工作而得到感谢，他只是想知
道我是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它，而他和别的人花了两个月时间却一无所获。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我用自己的钱（因为我已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
具）六次乘出租车来往于不同地点（这样可以省去泊车的时间）询问我能找到的专
家们。这就是我可以在不到1 小时45分钟这么少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的原因。我花
了20美金出租车费而无法报帐，但我得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结果。
在我退休前，我惊悉他被提升担任一项重要工作的领导。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死与生
到达罗马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很偶然地被我的日本朋友们介绍给许
多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士们认识。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身世，只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美国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并且因为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所以都能说一口
流利的日语。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耶稣会的会长阿路启神到罗马领导耶稣会前曾在
日本呆了差不多20年。现在，他因为中风而瘫痪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耶稣会在东京建立的上智大学的教授。对我来说，
耶稣会使我想起以前在耶稣会的大学中不幸的经历，我把它讲给他们听。
一位意大利神父用毫无责备的语气提醒我要谦逊。他的话使我心中若有所触，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从这位友善的神父那里听到更多的东西，他成了众多将改变我的
生活的神父中的第一人。
这是值得一提的惊人的改变。
我们毫不知晓那位意大利神父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会长，他是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的顾问之一。
这些神父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忏悔神父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中亲密的朋友。
27年前我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我始终对他人的宗教信仰（任何信仰）深怀
敬意。
我和我太太是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的。我们的儿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
校，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的。结识这些耶稣会教士们之后，我又开始偶尔在为
日本信徒提供的私人祈祷间参加礼拜日的弥撒。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在罗马这个存有大量基督教遗址的城市里，我们开始
在生活中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宗教活动。
尽管是非常有限的，但不时和他们一块出去野餐、郊游使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思考，询问，提高。
有几位年青的日本教士和修女是格里高利教皇大学的学生。那是一间可以学习
宗教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著名学府，不仅有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学习，还有许多不同
宗教派别的学生，如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有趣的是，这所大学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
物品的收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我见过的耶稣会的神父中有几位是那儿
的教授。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他们也使我回想起在日本的许多往事。
一天晚上，一位神父提议说，既然我收藏和设计手工艺制作的刀具，不如为教
皇设计一把小刀。据说教皇除奶酪和意大利香肠之外有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习惯，有
把刀削苹果是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不呢？况且，这把刀极有可能被编入目录登记在册。那样的话，我的名
字就会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也许会永远保留下去。我多少有点自私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