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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而一百一十三年后的1893年的秋天，中国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而到了又一个一百年后，出现一篇中国人出访韩国的游记：“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关于本书“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同样也说到了厕所：“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几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叫做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当然还有很多表现韩国人优于我们很多的素质的描写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但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韩国人在富裕了之后既没有丢弃任何传统文化和道德习俗中宝贵的东西，而且还将它们发扬光大，这一点与中国的现实是截然相反的。从这些事例中我们的心理承受的是怎样的冲击？当年，现在。现在，当年。呵呵，如今，在统观全局综看历史的人看来，这一切简直太可笑太微妙了。如果说这时候面对这些问题的中国人心里没有一点羞耻哪怕是一点尴尬呢，我想都不是太正常。
韩国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者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的渊源与中国作对比和探索，让人较为清楚地明白两个国家发展结果之所以有如此的不同，也是有其特点和根本性的。虽然明白了多灾多难的中国在政权反复更迭下，人性和文化被一次次奴化、宰割和掠夺有其必然的麻木冷漠自私的特点，但也不能就此成为中国应该成为一盘散沙的辩词。而韩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它走上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成功的事例都跟这个国家人民的血性民族主义情绪有关。这让我再次想起鲁迅先生那句话：“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取到人的价值，仅多是奴隶的价格。”比如金融危机时期韩国上下的献金运动，足球赛上，包括2002年在韩国举行的那届世界杯赛上，最终能战胜日本的事实这都跟他们的内心激情即民族主义情感有重要联系。而中国人的软弱、自私，关键时刻无集体意识、无冲击意志都是历次失败包括足球的不振兴的最大因素。而在发展问题上，作者重点从韩国的政策策略的不同来论证两国的差异。比如从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教育投资比重的超强推行上，从环境保护的严格施行上，从反腐败问题的执行方式和态度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足让人惊讶羡叹的范本。最精彩的关于腐败的那部分，着实让人看到一位用严谨态度严密事实和论据著文者的功夫。而腐败问题却是困扰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问题的大事，腐败的不能治理，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是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近似经济结构下的腐败问题和相似的腐败产生根源和性质时，人家是怎样取得成功的。这是那些高层该认真一阅的。当然关于教育投入的问题亦是一个让人再度警醒的问题。可以说，正是教育的高度重视才使韩国有可能迅速发展起来的关键，其施行方式和策略让人深思。
西谚云：“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我想这正验证了两个同源民族的不同性情。不用多言，中国人的耍滑、投机、算计在世界上是很出名了，很多朋友都反映，接触的很多外国人包括韩国人，都感到他们是那么单纯正直。这决无贬己褒人之意，前面说了，中国人性情发展到今天这地步实在有它苦不堪言的演变历程。只是我们不能用那些无形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不足辩护，正如作者在书中最后所言“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100009 北京市东城区地外大街拐棒胡同10号）
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
武建平
满族还没入关，朝鲜就开始给满洲奉表称臣，遣使进贡，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都是朝鲜的宗主国。虽说乾隆皇帝“皇恩浩荡”，把朝鲜排在《皇清职供志》中“宾礼”的第一个，可朝鲜君主还是不断地来朝进贡。据何伟亚统计，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总共遣使450次以上。也许朝鲜是对清帝国最恭敬的藩国了。
所以，要是眼下正每天在电视上甩着大辫子晃来晃去的乾隆皇帝知道，他子孙后辈们如今要说“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不知道他该要气成什么样子。
自然，这事怪不得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先生。毕竟，无论是谁都得承认，自打甲午战争起，中国就早不是什么马戛尔尼眼中那个“世界上人最多也最富裕”的帝国了，连日本都打不过，还有什么脸面充世界一流强国？于是乎，曾国藩李鸿章们嚷嚷说，中国器物不如人；康有为梁启超们嚷嚷说，中国制度不如人；胡适之陈独秀们嚷嚷说，中国文化不如人。到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健将们干脆说，中国从老根子上就坏了，就不该生长在这么大的大陆上。说来也是，要是中国本来生长的地方也像不列颠那样在海洋上，指不定中国今天也是世界一流强国了呢。
可是，“不如人”那要看是跟谁比。“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都是跟欧美比较得出的结论。要说中国跟韩国比较，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这还是生来头一遭碰到。
可是，既然是比较，就得注意，比较的对象一定得跟自己有可比性。可是，我却没看出来韩国跟中国的可比性到底在哪儿。
是的，我们都得承认，中国足球逢韩必输；李成延下了跪，赵薇至今没有向国人谢罪；韩国人都断了指头，中国人连上个钓鱼岛都还有人在国内骂骂咧咧；韩国都要把端午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了，中国连放个假都不行。可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我倒想建议张先生：在作这样的比较之前，最好先比较一下韩国跟日本，看这两个国家有多少相似之处，再来讲什么中国与韩国有多少不同之处。
张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汉城举办奥运会时，一些沿街的店面需要拆掉，只给不多的补偿，店主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然而，所有的店主都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没有一个拖延时间，无理取闹。他们说，这是为了韩国的面子。
可是张先生有没有想过，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呢？我想，少不了的是无数人跳着脚骂这个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保卫私有财产。连弓琳交了个党费，都至今余音袅袅，徘徊不去，且不说某“新锐学者”的口诛笔伐，就是网上的议论也乱成了一窝蜂，谁还敢做这样的傻事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说穿了，张先生的意思无非是启蒙，启无知大众之蒙。
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喜欢比较中西文化，那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进化论者，相信历史进步，西方所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社会形态，相信“文化决定论”，所以，他们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是，既然韩国跟中国放在一起比较了，我们就得问，韩国的道路有没有历史普遍意义？如果有，比较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意义。
以我的浅见，韩国的道路是没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韩国—也包括东亚四小龙—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没有中国这样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近现代历史遭遇，也没有这样复杂的国情这样多的人口。关于本书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2）
直到今天，韩国的经济制度到底能不能算好，恐怕仍然有很值得再商榷的地方，这只要想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学术界的反应就可以了。
至于说韩国的“新儒家”意识形态，用朱学勤喜欢说的话讲，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不是观念影响历史，而是历史影响观念，不是有了新儒家才有了东亚四小龙，而是有了东亚四小龙才有了新儒家。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不外乎集权政治、儒家意识形态再加上经济的飞速增长，而这在近几年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否定，这里就不必再多说了。自从阿玛蒂亚·森在中国走红之后，这种所谓的发展遭遇的非难就更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发展应该以人们的生活中享有的自由的多少来衡量，而不是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韩国离开集权政治到底有几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总不能说李承晚、朴正熙这些军事独裁者对韩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吧？
可是，张先生却好像是很欣赏朴正熙的，化腐朽为神奇。做到这一点，张先生是通过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的比较实现的。也刚好是在这一点上，张先生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