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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鼋ㄖ牧现茫倚牡兹椿勾嬖谡庋桓鲆晌省糜斜匾ㄔ煲淮贝笙寐穑俊保ā吨泄嗄辍�1989年第2期）
然而，三、四年之后，我的想法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不仅觉得有构建思想大厦的必要，而且自己也决心参与构建。那么，现在我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最初对体系的拒斥是从对黑格尔的体系，或更正确地说，是从对一种衍生自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体系的反感那里来的，我不喜欢那些以绝对口吻阐述的、僵硬的、动辄称之以“必然性”、“客观规律”的教条总汇，不喜欢它们压抑人的主体的思想力和创造性。然而，后来当我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思想典籍之后，又返回来读西方哲学，对黑格尔的一些话却有了新的感受，黑格尔说∶
“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
……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许多哲学著作大都不外是这种表示著者个人的意见与情绪的一些方式。所谓体系常被错误地理解为狭隘的、排斥别的不同原则的哲学。与此相反，真正的哲学是以包括一切特殊原则于自身之内为原则。（《小逻辑》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我现在对黑格尔这段话仍持有保留态度的只是我仍然怀疑是否能有一个包涵所有特殊原则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就是绝对真理；我想甚至在最高的哲学层次上恐怕也未必如此，然而这个问题我可以暂时存疑， 重要的是这里所表述的“真理就是全体”的命题，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意味着，真理就是要力求全面有序，真理就是要努力使思想力尽量无遗漏地从一点向各个方向展开探索和论证，真理就意味着要努力形成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我确实不想我的著述只是一大堆印象和感情的集合，尤其是在涉及社会的领域里。
使我重新思考并基本上赞成这一命题的原因还有我对现代西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观察，在这个领域内最有成就的一个思想家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就正是一个这样理论上相当圆满的体系，罗尔斯说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观念“组织成一个一般的体系”（《正义论》“序言”），而他全书的三编∶“理论”、“制度”和“目的”，以及每编各自包含的三章，也确实构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印证的论据体系，具有很强的理智说服力。
简要地说，罗尔斯的论证方法是这样的两个圆圈∶第一个圆圈是“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 这个圆圈完全是一种虚拟？的、理性的设计，罗尔斯假设了一种尚未建成社会的状态棗原初状态，假设处在这一状态中的人们现在要选择进入一个社会棗或更正确地说，选择建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那么，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正义原则呢？罗尔斯按照那些反复推敲，力图设计得合理的这些人的主客观条件，按照可选择的各种对象以及他们的推理过程，认为他们将选择所有人拥有平等自由与最惠顾处境最差者的利益这两个正义原则作为他们要进入的社会的道德基础。
这样，这个论证就是一个设计，或者说一个思想的实验，所有论述就都合成一个圆圈。通俗地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我们不要轻视这种“自圆其说”，合理地构成这样一种“自圆其说”？使其理论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都不发生矛盾并不容易。而且，在这种“自圆其说”中已经含有某种真理的因素， 它至少是力图全面和有序。在“自圆其说”的过程中，作者实际上得不断修正自己原先的某些看法。 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自圆其说”并不是指那种强词夺理，自我陶醉的“自圆其说”，而是指所设计的前提真的要得到较广泛的赞同，所推理的过程确实没有逻辑的矛盾。韦伯也提出过这样的思想∶一种理论，只要其选取的材料真实，在推理过程中坚持首尾一贯性即无逻辑矛盾，那它就具有自己的合理性，虽然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最后的真理。西方学者一般也都肯定有一种“一致性的论据”或“道德的一致性理论”（coherence theory of morality），？用这种论证形式可以容纳当代西方某些较新颖的方法 棗 如“博奕论”或“合理选择理论”等等，当然，这种论证方式也还有自己的局限性，它还不是充分的、最后的，但用它至少已经可以相当有效地排除某些幻想的、印象的或纯粹出自个人好恶的社会理论。
在这一圆圈之外，罗尔斯的论证还有一个更大的圆圈，或者说“平衡”，前一个圆圈是提出的正义理论自身内部的平衡，是它内部各部分和各环节的统一和调协；后一个圆圈则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反省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即把提出的正义理论与社？会上人们一般持有和遵循的正义判断进行对照，看前者是否能基本上适应后者，但也不是要求完全适应，因为有些判断可能还应当受到前者的修正和调整。这样一种“平衡”是反复进行的，拉锯式的，直到最后达到一个较完满的结论。
形成一个思想体系有不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在传统伦理学中可以看到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一个自明的第一原则演绎出一个伦理学体系，如斯宾诺莎的一种类似于道德几何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非道德的价值概念来提出道德概念的定义，然后通过公认的常识和科学程序说明与那些被规定的道德概念相应的陈述是真实的，如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它们都具有某种专断性，而罗尔斯的证明方式却是相当谨慎、反复论辨和不断修正的，或者说，是相当苏格拉底式的。当然，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不同， 在罗尔斯这里还要更强调一种系统性，一种全面性。罗尔斯反复地说∶他的证明是一种许多想法的互相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证明是依赖于整个观念，整个理论体系，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论据，或者某一个自明原则或者价值观念。（罗尔斯对其方法的讨论，可参见拙译《正义论》第一章第4、9节，第三章第20节以及第九章第87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所以，有的评论者说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每一页都在努力寻求论证决非虚言。耐人寻味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系不是出现在分析哲学兴盛之前，而是出现在分析哲学兴盛之后。这说明在思想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不能够长久地拒绝一种系统的思考，包括不能够拒绝一种系统的正面构建其理论的思考。我所理解的系统的观点主要有两点最起码的含义∶第一，面对一个领域或一个问题，要力求做一种尽量全面的、不遗漏，或至少不遗漏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的思考；第二，除此之外，还要力求做一种有序的，而非平铺的思考，要努力使这一思考对象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一种秩序，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平衡和统一来。
我在本书中也努力想遵循这一系统化的原则（全书的结构及各章之间的联系请参见“序言”及各章开头或结尾的交代），围绕“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这一中心观念，努力使这个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都能够涉及到，并呈现出一种秩序；使各章的论述相互间不发生矛盾，并且能互相印证、互相支持，从而使全书能在相当程度上自成一体，“自圆其说”。并且，我也使本书构成我的更大范围的思考和写作计划中的一环，也就是说，成为更大圆圈中的一个圆圈。本书只是从社会的角度阐述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人伦理，且主要是从内心的角度给予一般的、原则的论述；与此并列的还应当有一种对社会制度本身伦理的阐述，即需要有一种对传统正义的现代阐释；而为了解释良知与正义的哲学基础，就还有必要探讨传统的天道性理。这三者将构成一个更大的圆圈，它们都是想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角度探讨一个社会的伦理体系。
那么，为什么要有一种系统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不仅要思考，还要力求系统地思考？系统的思考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也不想纯从理论上回答，而是和上一节一样，想结合具体的历史和人物来说明，上一节我们主要是讲晚清到民初，这次我们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讲起，并主要以胡适为例。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代表，是在五·四时期以传播新思想，开辟新风气享有盛名的一位大师。胡适重视独立的思考，主张“从不疑处生疑”，而且，他也很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一生写有多篇专门研究学术方法的文章。现在，我们就想来考察一下胡适的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意义、范围、作用和局限性。
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当然是胡适著名的“十字诀”。1921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把清儒使用的方法总结为两点∶⒈大胆的假设； ⒉小心的求证∶1928年，胡适又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说∶“科学的方法， 说来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 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胡适接着比较近三百年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方法，他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同样的，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不过是用在不同的材料上。中国学者是把这方法用在故纸堆上，用在对历史文字材料的考证上，西方学者则是用在自然科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