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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如同资本社会既可以容许共和政治体制，也同样可以容许君主立宪政体一样，封建社会可以由贵族支配，亦可以由官僚支配。在官僚支配的政治场面下，贵族及贵族的身份，诚然变为不重要了，但代替贵族行使支配的官僚，并不曾因此就“特殊到”成为“超阶级”的东西。把他们来同欧洲专制时代的官僚比较，也诚然像瓦尔加所说，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治阶级”，但借魏特夫批判黑格尔的话来说：“中国官僚阶层对于所谓‘自由’农民，对于农民重要生产手段的土地，乃至对于土地的收益，不是握有明白的权力么？被拔擢进官僚阶层的机缘，在客观上，不是单由那些立在官僚候补地位的学者，富裕地主商人的子弟们，当做特权而预定了的么？”（横川次郎编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五七页）
一句话，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那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
二
依据我们前面的说明，一切官僚政治，都是当做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而产生的。中国官僚阶层头上顶戴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使他们在某些场合表现为被支配者，而所谓在帝王的神圣权威之前臣庶一律平等则又不但表示他们对帝王间存在有极大的距离，并还显得他们与一般人民是无差别权力的一体，上述的黑格尔的错误认识，就是从这里发生的。
其实，中国的专制政体，其所以是官僚的同时又是封建的，其关键就在于此。设把政治修辞上的插话和实际政治运用上的圈套扔在一旁，而去透视中国政治的实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疑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们假托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同把大皇帝的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当做一个社会的支配阶级来看，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是在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这情形，固然最基本的要从他们对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关系来解释，但同时也可由他们大小皇帝或大小官僚地主间分配既得权利的利害冲突关系来说明。
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于是，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始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每一个历史王朝的开始，差不多都特别把这问题提出来认真予以商酌考虑，《治安策》一类建议，是应时的产物，而《深虑论》一类文章，则暴露出了官僚阶层内部钩心斗角的矛盾。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考虑到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问题，他接纳了李斯“置诸侯不便”的建议。除客观条件外，至少也因为李斯的措辞，特别迎合他的心事：“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汉高祖惩秦以孤立而亡，封诸子为王，对于异姓功臣，另眼相觑，倡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然对同姓子弟，亦不放心。其侄吴王濞受封之日，“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因拊其背，告曰：‘后汉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耶？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史记》吴王濞列传）
东汉光武中兴，一方面鉴于西汉分封诸子引起之祸乱，“未尝有尽王子弟以镇服天下之意。盖是时封建之实已亡，尺土一民，皆自上制之。”（《文献通考》封建）然而诸子靠不住，公卿亦不见得忠实，所以“光武愠数世之失权，忿疆臣之窃令，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
秦汉以后，历代开国君主莫不苦心焦虑于权利的适当分配的问题，但讲得最露骨，最情见乎辞的，要算宋太祖与其功臣在“杯酒释兵权”的悲喜剧中所留下的一段对话了。太祖鉴于唐代藩镇之祸，对当时握有兵马大权的亲友兼功臣石守信，颇具戒心。他一天与守信等痛饮之余，觉得有对故人一吐肺腑之必要。他说：“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听了佯为咋异：“今天下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出此言耶？”太祖当反诘他们：“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就请太祖开导他们，太祖表示：“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就拜谢他指点的盛意说：“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这一席话讲过的第三天，史载“守信等皆称病，乞解兵柄，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宋史》石守信传）
为人君的对于他的臣下这样放心不下，睡不着觉，表面上好像只是显示君臣间的利害矛盾，其实，如像宋太祖表演出的上述一出剧，完全是由赵普一干文职官僚在幕后导演出来的。武官的权势太大，文官总不免有些眼红。诸子与功臣间的猜忌，宗室与外戚间的猜忌，宫中与府中间的猜忌，京官与各地州牧郡守间的猜忌，六朝、特别是两宋以后异族当朝，统治民族与汉人官吏间的磨擦与暗算，以及这每一对垒势力各别阵营中的内讧，真是说不尽的宦海风波，或官僚阶层内部的利害冲突。
所以，一个帝王，如其不是阿斗一流的昏庸人物一切听任宵小摆布，便要把底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正待加入官僚阵营的士子，都统治安排得对他服服帖帖，而相互之间又能保持相当的和谐，那也就够他头痛了。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人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哩！
我们由此已不难多少领悟到一般官僚政治赖以推行的官制的精神了。
三
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虽开始于秦国，由秦首创了许多官制，但秦仅传及二世而亡。其致亡的原因当然很多，至少有一部分理由要归之于创制不够周密，或缺乏弹性，以致实行起来，格外显得“苛”、“暴”。
原来任何一种制度，就其积极作用一方面言，都有待于时间经验的积累，而为“尝试错误”的结果。纵观中国官僚制度，由秦代以至于清之中叶，每经一个朝代，表面上看好像是多一次重复，多一次“再生产”，但仔细观察起来，其内容是代有变更，或者说，每个王朝都曾惩前毖后下过一番因时制宜的功夫。在贵族政治的封建阶段，世卿世官一决于血统，而当时立在最高地位的帝王，对于人事，像是一切准据自然，而他自己亦大体是依自然血统条件行使统治。这看来是很不合理的，但却是再简单不过了。到了官僚政治的封建阶段，就是对于被宣扬矫饰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因为他自身，或者他的乃祖乃父取得统治地位，并不是凭什么叫人一见了无异议的客观标准，于是一个极微贱的野心者，也可对他发生“大丈夫当如是耶”，“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至若他以下的公卿大夫，由宰相以至于小小吏丞，权之所在，利之所在，自然要分别成为大家营谋攘夺的目标。所以，一个有心计或者有远见的帝王，乃至帮同帝王主持朝政或实际把握政权的官僚头目们，对于政务的控行，总不能不有以次几种考虑。
第一，该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第二，该如何使各方面各部门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任一方面任一部门势力的突出，就将视为是贾谊《治安策》中所谓“大抵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祸害。
第三，该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优异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那种统治。
这些问题被苦心孤诣的考虑着、揣摩着，权谋术数的玩弄，就成为专制君主及其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