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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带来了心灵上的巨大伤害。她在给自己那个粗暴的丈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我心中充满爱，但我的爱情和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随着年华和岁月的流逝，我脸上出现了皱纹和黄疸的症状，天生活泼的性格如今变得郁郁不乐，愁容满面。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那纯洁而炽热的爱情所得到的报偿；倘若不是由于我纯洁的良知仍在给我以力量，倘若不是由于我对天意仍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命运将是极其悲修的。请原谅我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衷曲和情愫。我现在既无诅咒，也无怨恨，有的只是对你的爱和崇拜，我把我的心里的话全都向你，向我唯一朋友倾吐出来。……”
即使在今天，这些夫妻间的私人信札仍以其真挚深厚的感情和惊人的表现力而使人深受感动。人们不难理解。这位母亲的次子日后何以会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促使他立下这一志向的不光是他母亲毋庸置疑的文学天赋，而且还有她全部悲惨的生活际遇。
在充满疑忌与暴虐的家庭气氛中，体弱多病的母亲渐渐变得憔悴了。她肺部本来就有病，极需保持内心的平静，后来慢慢转成“很厉害的肺结核”。从1837年初开始，她便再也没有走出过她那间昏暗的卧室，医生们每天给她会诊，但病情并不见好转。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垂死的病人向孩子们作了告别，旋即昏迷过去，从此再未醒来。
母亲去了。陀思妥耳夫斯基感觉到天旋地转般的痛苦与悲伤。这一年他刚刚15岁。但是，母亲毕竟留给了他深厚无比的精神遗产，在母亲身上，他感受到了人间的善良与慈爱，感受到了最真切的基督精神。通过母亲的遭遇，生活本身第一次向这位日后以描写道德问题著称的伟大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一颗纯洁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心灵正在无辜地蒙受痛苦，遭受不应有的磨难。伦理问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基础，母亲的形象渐渐成为精神美和道德完善的最高体现。
母亲的去世，标志着家庭的彻底崩演。父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送到彼得堡，打算让他们进高等军事工程学校。
在赶赴京城的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他“第一次目睹的凌辱事件”。在特维尔省的一个村庄里，他从旅店窗口观察到驿道上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一位信差在驿站稍事休息后，跳上邮车继续赶路。突然，他不露声色地挥起拳头，使出全身力气，冷不防朝马车夫的后脑打了一拳，挨了拳击的车夫拼命用鞭子抽打马匹，受惊的马忍着剧痛狂奔起来。
这种不顾死活的狂奔急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厌恶，并使他终生难忘，他把这看作是毫无理性的残忍和无辜受难的典型事例。后来，他把这段旅途见闻写进了他的名著《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通向彼得堡的旅途中结束了。这时，他回想起曾经有过的一些愉快欢乐的时刻：母亲，米沙哥哥，普希金，乡村，童话故事，书籍，语文教师，克里姆林宫，最初的创作冲动……，然而他又想起那出还在上演着的家庭悲剧。他童年时代的快乐时期正是在这令人难以回首的家庭悲剧的背景上产生的。家中的悲剧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毫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当他写到“那些高傲矜持，抑郁不乐、孤傲不群、从小就受到欺凌与侮辱的年轻人，往往都怀抱着一种纯洁的理想”时，无疑说的就是他自己。
文学青年
在军事工程学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被父亲送进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完全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自己具有从事军事工程研究的任何天赋。他原本可以从寄宿中学直接升入莫斯科大学，从而踏上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途。
可是，老陀思妥耶无斯基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儿子们对文学的爱好，在他看来，写诗完全是一种无聊的事情。他以为他给两儿子指出了一条可以升官发财和飞黄腾达的道路——研究军事工程技术，因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倘能在西部边界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那将是一桩最有利可图的事业。
儿子终于拗不过固执的父亲，他不情愿地戴上了高筒军帽，扛起了火石枪，加入到军校学员的行列中了。
学校严格的制度使头脑中充满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不适应。在这里“人人头上笼罩着严格的、极其吹毛求疵的挑剔的危险……为了一件极无辜的过失，比如领子敞着或者衣服纽扣没有扣好，就会被送去关禁闭或者背着背囊在门口站上几个小时。”教室里也见不到阳光，巍峨壮观的城堡内，生活极为紧张，一听到晨鼓声就得起床。学员们都盼望着尽快从军校毕业，以摆脱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制度。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其它的同学有着显著的不同。一开始大家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与同学们对他的怪僻也就不再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他对于宗教的兴趣引起了大家的惊奇。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祈祷时刻》等书。上过神学课之后，他还要跟神学老师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感想。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修道士福迪”。
在同学中，他与别列谢茨基最为要好。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师长与同学们的尊重。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常令一些施虐者望而却步。当看到有人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刚入学的学员时，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的种种行径，也让他们大为馈慨。他们凭着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打消了闹事者的一个个坏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他们才无法制止，比如：有个学员骑在一个德语教师的身上从一间教室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他们二人的裁决，闹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性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会喜欢那些工程科学课程。于是，他开始悄悄地进行紧张的自修，以使自己进一步加深艺术修养。他对军事教学大纲作了大胆的、富有创造性的修改：以功读世界文学作品来对抗各门技工课程。地形测绘学和筑城学并不能转移他对哈姆莱特和浮士德的兴趣，碉堡和炮垒构筑理论也不能改变他给自己确定的崇高目标——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服务。
他现在珍惜的只是夜晚的时光。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同时把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记载下来。他写道：“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目，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能认真完成，对于自己特别喜爱的语文、历史、绘画和建筑，他更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喜悦的心情悉心钻研。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同时，通过对建筑史的系统学习，使他对造型艺术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营养。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青年文学家希德洛夫斯基。这是一位“智慧超群，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给了成长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有益的影响”。他们一起在彼得堡市郊信步闲游，共同阅读他们喜爱的作品，他们相互探讨，进而争论，最终达成一致。这一切构成了一所真正的“浪漫主义大学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益非浅。这种生活与那种“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军校学员生活”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影响的，是俄国著名小说家，讽刺大师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他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主义文学的基础。他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上中学时，受到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与普希金相识后先后发表 《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随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形成。果戈理的讽刺天才集中体现在他于1936年创作的剧作 《钦差大臣》之中，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42年5月，他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问世，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小说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一个个地主形象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
果戈理这位讽刺大师，在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那时，他已阅读了果戈理的全部作品。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着迷，使他受到鼓舞与教益。特别是果戈理的那一组彼得堡故事，即《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外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