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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哲学与美学传统，坚持和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求得社会的进步。他的“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使他成为一位论点独到的美学家。他是俄国19世纪50至60年代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长篇小说《怎么办？》。
当时的俄国文坛各种思潮风云聚会，各种刊物之间的相互攻讦，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论争几乎俯拾即是。但最为主要的是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以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者之间的论争。前者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学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后者则主张文学自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只有艺术本身成为目的，不承担任何社会的责任，文学才会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两种古老的文学思潮在当代俄国社会的延续，只是在更为急迫的社会形势下，它们之间的争斗才会更为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放在了第三者的地位，以显示其独立的无所不包的立场：他赞成自由的诗学，不受任何限制并具有各种各样意图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能够给人类带来最高的价值。他反对强行给艺术规定目的性和倾向性，这便是他一贯坚信的文学具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的信念。他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正是希望艺术永远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而不能有悖于人类的利益”；“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的和有实际功效的，从未有过别的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两种美学观点溶和为他自己的综合美学观点之中。诚然，人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对艺术目的的认识是一个亘古千年的大话题。几乎每一种学说中都有着它本质上的内在矛盾， （抑或这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矛盾），每一种学说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能够结合它便是进步的，否则它便是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从当时俄国社会总的形势看，正处在社会矛盾极端激烈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温和的政治思想与调和的美学观念相结合，便较之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显示出其保守性。其实，这保守性正是真实地体现了他自身的性格逻辑与思维逻辑。他的教养与他在生活中的独特感受使他必然走到这一步。无认如何，进步性与保守性只体现在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上，而作家本人所呈现给后世的真实的人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编辑《时报》杂志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良好素质，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维托夫等几乎所有当代作家都成了他的作者，而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死屋手记》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在杂志上连载，更使《时报》月刊名声大震。这是这个文学月刊对于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时报》杂志从1861年初开始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广泛的实验期，他试图通过对各种文学体裁的不断试验，找到一种自己所最为得心应手的体裁。现在，他在进行着一种被人们称为随笔式的长篇小说的试验。这种小说是专为大型日报或杂志而写的，它要在一年内连载完毕，每次只刊登一小段。这就需要对每一段作特殊的剪裁，使每段末尾能够引人们的兴趣并富于戏剧效果，故事情节发展到最高时要突然中断；此外还要有一些象征性和简化的类型人物，把他描绘得象招贴画一样鲜明。于是一部长篇小说被每天的报纸隔断得支离破碎，但因其更接近于极端的随笔，而且具有连续性，因而这类小说仍具有广泛的读者。
这部小说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编织离奇情节的特长。小说一开始就展示给读者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青年人发现，每天黄昏，都会看到一个如同行尸的老人，带着一条仿佛有80岁的老狗，雕塑般地坐在对面的糖果店里。一天，狗死在地板上，老人走出店外不远，也死了。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如此孤独地生活，又如此孤独地死去？小说布下了迷雾一般的悬念。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才逐渐明白了，这个孤苦令仃的老人叫做斯密司，他本有个漂亮的女儿，但是却被一个贵族华尔戈夫斯基拐骗了去。女儿很快怀了身孕，但她很快就被那个狠心的贵族遗弃了，最终她死在了潮湿的地下室。外孙女尼丽从此过着痛苦的非人生活。以华尔戈夫斯基为小说的结构核心，他也是伊赫曼耶夫一家的悲剧的制造者。华尔戈夫斯基的儿子与伊赫曼耶夫的女儿娜莎相爱了。这原本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家庭，伊赫曼耶夫就是被毁在华尔戈夫斯基手里，从此他过上了艰难的生活。然而，娜达莎不顾父母的反对，疯狂地爱着那个贵族少年，并为他离家出走。这给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的伊赫曼耶夫以沉重的一击。不过，轻浮空虚又有几分天真可爱的阿辽沙并役有真心喜欢娜达莎，他对自己的爱情感到困惑不解，同时，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卡加，他在两个女性之间犹豫不定。那个华尔戈夫斯基干涉起儿子与其情人的恋爱，他逼迫着儿子与百万钱财结婚，从而摧毁了娜达莎最后一点希望。最终不幸的娜达莎只好重新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小说的结尾提出了一直悬而未决的一桩疑案：自小在贫苦的生活中长大的尼丽竟是那个阔绰的华尔戈夫斯基的亲生女儿。贫与富的悬殊和父与女的亲情构成了小说强烈的戏剧冲突，作品的文学力量在人性的碰撞中产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显得并不满意。他认为，他只是“描写了很多玩偶，而不是人”，“里面尽是一些老生常谈，而不是体现在艺术形式中的人物。”但他深信，作品中仍有一些诗意，至少有两三处是热枕和强有力的，其中有两个人物是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作品写得很粗糙”，但大约有50页是他引以自豪的。
作家所谓的两个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的人物形象指的是尼丽和华尔戈夫斯基。而这两个人恰恰是小说刻意所划分的两大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小说把主人公划分成心地光明的与精神堕落的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对两类人物的描写同步进行。在描写那位穷凶极恶的达官贵人的同时，又描写了被他所斯凌与侮辱的那些温顺驯服、行为高尚的牺牲品；在描写大城市中的蟊贼败类的同时，又描写了尼丽这样的一朵地窖里的鲜花。
小说的中心人物，华尔戈斯基是一个魔鬼般的主人公，他影响了这个充满了各种悲剧事件的大城市中所有无辜受难者的命运。他是丑恶灵魂的化身。
华尔戈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人，集中了野心家与无耻之徒的全部丑恶于一身。这种人已经丧失了任何一点良心和人格，他的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使他在这个社会中为所欲为 。在他看来，“一切，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的”，他“喜爱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打牌押大的赌注”，他“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债务”。“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一切都同意……”。反映在这部小说的社会抗议，正是针对华尔戈夫斯基之流生活的统治者，针对他们所拥有的万能的权力，横暴的枷锁而发的。小说通过对这一丑恶灵魂的鞭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生产关系领域的统治地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金钱的势力和罪恶，是人民无穷无尽的苦难。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有着敏锐的感觉和深刻的观察，而且拒不接受资产阶级扩展到各个生活领域的原则与方式。这在这部小说中对华尔戈夫斯基的无情揭露与批判中已经显示了出来。
这部小说所刻划的另一类心地光明的人物是尼丽以及伊赫曼耶夫一家等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熟悉并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一些小人物，他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些善良纯洁而又倔强的小人物，在苦难深渊里受尽迫害和煎熬，不时发出惨痛的哀号和愤怒的声音，但这已是灵魂破碎的声音。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只能以倔强的容忍、高傲的蔑视来对待侮辱与损害，以被损害者彼此之爱来溶解苦难。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未来作品所一再引申的主题，它是作者灵魂处的宗教观念的直接反映。
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所描述的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令他们脍炙人口。但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