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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刘达临教授在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共识使临床医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工作者走到了一起。我真诚地希望这部有关中国同性恋研究的论著能为这一领域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
２００２年岁末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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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刘达临一）
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研究同性恋，甚至会著述或主编什么有关同性恋的书。
我是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最初致力于研究婚姻家庭，从１９８５年起，致力于研究性科学。那时，认为研究性科学是一种社会需要，诸如夫妻性生活的和谐、青少年的性教育、婚前与婚外的性行为、性犯罪、卖淫、性病等都要研究解决，而没有想到要把同性恋问题也列入研究的范围之内。１９８６年６月，我应邀去西安讲学，当地的报纸报道了我对性教育的讲述内容，后来一位陕西临潼的读者给我来信申诉了他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不幸遭遇，我是为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而深感同情的。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我对有些同性恋者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这个问题也就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注意。
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我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这个大规模的性调查中有些数据是涉及同性恋的，例如调查发现，男女大学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占７．５％，在２５～４５岁年龄组的城乡已婚居民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约占２％。也许，这只是一些参考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和德国施奈贝尔博士认为全世界的同性恋者占世界总人口２％～４％的估计是大致符合的。中国的人口众多，如果同性恋者只占总人口的２％，那也足以组成一个类似欧洲的不小的国家了，对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岂可视而不见？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今，我多次出国访问，对西方的同性恋现象也有所接触，有所了解，我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对影视、画报上那种同性性交的画面感到恶心，感到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我认识了一些西方学者、专家，其中有的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他们诚恳、坦率，有学问，有地位，人品和作风都很好，而却是同性恋者。这就使我反复思考：同性恋者难道都是“怪物”、都是“流氓分子”吗？我有几位在国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至亲好友对我说：“以前认为同性恋很丑恶，很荒诞，不可理解。但是和他们深入接触以后，感到事情并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我们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单纯地用道德模式看问题；往往习惯于“两极思维”，任何事情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美就是丑；而且习惯于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现在，应该从这些不科学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空气的不断浓厚，国内有些部门、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同性恋的研究，主要是北京、上海、青岛、南京等地。这对我有促动，在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完成以后，我想乘胜追击，又组织了六地区的同性恋调查，大家为此费了很大力气，也深感这项研究之艰难。不过，从已掌握的各种情况来看，进行这项研究实在是大势所趋、时代发展之必然了。
我对同性恋问题不仅开始了研究，而且开始了宣传。最初是在１９９３年１月，上海新建立的东方广播电台的“蔚兰夜话”节目派人来找我，说他们收到不少同性恋者的来信，有不少问题希望我作一个说明和解答。这是一个直播节目，我不敢掉以轻心，经过认真慎重地准备，在播讲以后，听众反映很好。从这一步开始，我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蔚兰夜话”节目进行了长期的每周性教育节目的合作。后来，我又应黑龙江《妇女之友》杂志之约，写了三篇关于同性恋的文章在１９９３年第７、８、９期连续刊登，据说读者反映非常好，这几期杂志卖得特别快，有些读者买不到就争相复印这几篇文章。１９９４年春夏之交，我根据许多群众来信，在电台又三次谈了同性恋问题。后来，责任编辑对我说：“领导的意见，同性恋问题不要多讲了。”我说：“我也讲完了。”
这件事使我想起了１０年前一家著名的婚姻家庭杂志开展了关于离婚问题的讨论，约我多关心这件事，以后要写个总结。但是，后来一位省委领导说话了：“离婚这种事不要多讨论，越讨论越糟糕。”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了，那么如果再过１０年，人们又会怎样看待目前对谈论同性恋问题还存在的一些顾虑呢？
这些年来，对同性恋问题，我形成了自己牢固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性关系应该是异性恋，“天地氤氲，万物化生；男女构精，万物化醇”。如果没有男女之恋，就不能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这个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如果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而选择了另一种性生活方式，如果坚持认为只有这样自己才幸福快乐，那么只要他们不危害社会，社会就不应该歧视他们、干涉他们，而应该各行其道，各得其乐。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生活问题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由一部分人去强制、压迫另一部分人。任何社会，它的发展程度越高，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度应该越大，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喜爱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性生活方式，但是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得危害他人，不得危害社会。
我在文章和讲话里多次宣传这个观点，似乎还没有受到什么反对。依我看，我们这个社会也正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前进的。
正是因为现在有人对谈同性恋问题还有顾虑，研究同性恋问题还可能导致这样那样的误解，所以，出版这方面的书要比出版其他方面的书难得多。现在，在国内，有关同性恋的书已出了几本，但是我希望这本书能以第一手的调查和丰富的第一手的资料更全面地反映出当代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状况。从纵的方面，要追溯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史，由古及今，因为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在；从横的方面，要尽可能地把一些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比较，因为各有所长，既要有量化分析，又要有个案研究，使这本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
近几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对同性恋问题一马当先地作了许多研究，在这些学者中，南京医科大学的鲁龙光教授是十分杰出的一位。
多年来，他在临床实践中接待过２０００多位同性恋者，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对其中１０００例作了十分严谨的研究，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目前在国内还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我早知鲁教授其人，而且在１９９４年夏天和他取得了联系，并邀请他于９月６～８日来沪，和我一起以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研讨会，有来自七个省市的十多位同志参加，大家交流了这方面的一些状况，分析对比了一些调查数据，并对同性恋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了探讨。这个会开得紧凑，活跃而深入，为编写这本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研究，鲁龙光教授和我共同担任这本书的主编，他的工作偏重于医学、心理学；我的工作偏重于社会学，也涉及心理学，也许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搭档和组合。此外一些主要负责调查、编写的同志分别担任了副主编和编委，实践证明，他们都较好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我和鲁龙光教授希望出版这本书所达到的目的是：使广大读者实事求是地了解当前的一些并非个别的社会现象，掌握有关性心理、性生理、性观念、性行为的科学知识；
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使这数以千万计的人群从自卑、屈辱甚至绝望的心理中解脱出来，使社会更加安定团结，使许多人更能为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有些同性恋者的自身愿望加以治疗和矫正，更重要的是父母和教师要懂得怎样使儿童和青少年保持性心理的健康，更好地发展成长。
初稿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８日晋城之旅
修改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２日上海晚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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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刘达临二）
８年多以前，鲁龙光教授和我为了这本书分别写了“前言一”和“前言二”，现在，我不得不再写“前言三”。
１９９４年，我和某出版社签订了出版这本书的协议，当时书名定为《中国同性恋研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未能出版。
时光荏苒，几年过去了。在这几年中，有几本同性恋的书居然出版了，例如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开禁”了﹖从９０年代后期以后，我一直忙于进行性文化研究、办展览、建立性文化博物馆，也顾不上再为出版这本书而努力了。
８年多以来，在中国同性恋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张北川、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对此都进行过一些调查，同时著书立说，作了不少学术探讨；为了配合防治艾滋病，张北川教授等人建立了专门机构，出版了专门刊物，以引导同性恋者，并不断呼吁社会消除对同性恋的偏见；２００１年４月，在颁布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删除了，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同时，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也一点点地向宽容、理解的方向发展，拘捕同性恋者的现象极少发生了。
虽然同性恋非病理化的医学结论已经出来了，虽然明显的迫害同性恋的社会行为已经减少了，但是从社会观念来看，歧视同性恋的现象并没有质的改变。
在我国，对同性恋的调查是极其困难的，能完成一定数量的样本也是不多的，本书所公布的这些调查数据，是第一次问世，它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至今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这些数据和这１０年来其他学者所进行的两、三个同性恋调查作对比研究，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