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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3）（图）
万延海在同性恋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但是，在９０年代前期，社会上许多方面对同性恋还没有摆脱历史偏见的束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活动更是犯了大忌。压力接踵而来，万延海被迫离开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支持他的领导也受到牵连。１９９４年３月，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的《同性爱》。有４０多万字。这是中国第一本从理论上全面论述同性恋问题的著作。张北川教授由于工作的关系，从艾滋病注意到同性恋这一现象，又接触了不少同性恋者，深切地感到对这个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于是以极大的精力，克服了许多困难，深入研究国内外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加上自己的体验，写成了这本书。他说：“我是医生。医本仁术。从开始行医时起，我就把科学与人道主义看成引导自己前行的旗帜。当我看到这些同性恋者的经历、痛苦和悲哀时，我也深深地感到了痛苦、悲哀，我感到惶惑不安。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一个医生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许多次为此失眠。特别是看到个别人所遭遇的、一般的人道主义原则（更不用说党的有关政策了）受到严重践踏的困境，我曾多次想起莎士比亚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那首诗的第一行是：‘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发现，我必须把我知道的知识和许多想说的话讲出来。如果不把这一切讲出来，我将受到良心的无休止的折磨，将永无安宁之日。”他又说，他想通过各种学术途径和传媒界，向大众宣传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同性爱不是道德问题，不应歧视、谴责和打击同性爱者。把同性爱归结为道德问题的认识早在６０多年前就已经被科学研究所否定。第二，同性爱不是疾病。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同性爱是疾病的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大声疾呼，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共同抗击艾滋病对现代中国的挑战；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对同性爱的认识和决策；用科学之光，引导中国社会有关同性爱现象的性文明进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艾滋病在中国进入快速流行期，由于中国首例传播感染艾滋病毒者是男性，而在以后的感染者中同性恋者又占相当比例，艾滋病的沉重使中国社会更多地关注同性恋问题。张北川开始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１９９７年，在“中国首席艾滋病干预研讨会”上，首次由张北川报告了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为防治艾滋病，他争取到了一些国际援助来研究艾滋病问题。２０００年，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张北川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办，召开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首次与同性恋者正面对话的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国家卫生部领导人强调“要做好对同性恋人群的关心、服务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外学科的一些权威专家和同性恋者进行了真诚、平等、坦诚的交流。张北川在这方面是一位卓越的、有献身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和组织工作者。他在工作中虽有阻力，但这阻力比前几年小多了，因为他的工作纳入了防治艾滋病的范围之内。１９９８年初，由福特基金会和巴华·马丁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一些中国同性恋者共同资助，建立了一个由许多专家、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共同创办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定期出版刊物内部资料并定期进行科研调查。《朋友》和各有关部门及２０００多名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在同性恋和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作用。三、同性恋研究突破文化禁忌的坚冰１９９５年４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方刚是《天津工人报》的一位年轻记者，他在几年前就十分关注我国的同性恋问题并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１９９４年年初～９月，他以记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深入到同性恋者的内部进行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也和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这部２０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同性恋者的现状。这本书第一次印刷就达７万多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这一时期，对同性恋问题的出版虽有禁令，但不知为什么，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反而越来越多了。１９９５年《人之初》杂志发表同性恋者的自述《渴望幸福的爱》。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在精神卫生科普报纸《精神卫生通讯》上开展了应不应把同性恋剔除出精神疫病分类的讨论，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对这个问题作公开讨论。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