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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李敖在他的私人信件里称唐德刚是胡适的“假犹大”、“杂牌犹大”〔8〕一样，唐德刚对李敖也有微词：“就因为看中身后之名，所以胡适之对那些足以为他传身后之名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和他有同样‘考据癖’的文人真是礼遇备至。他回台湾之后，连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小李敖他也要去惹一下。结果胡公羽化之后，李敖反叫他一声‘小嫖客’，这也该是胡氏生前所未曾逆料的罢！”〔9〕
总之，唐德刚与李敖之间，彼此欣赏，但又有所保留；虽为“忘年之交”，却也不拘泥于礼俗。唐德刚作文喜跑野马，李敖则全篇“资料扣得紧”（李敖自语），一正一反，大有野狐禅之趣。他们的成名都与胡适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一些老人眼中都是对胡适“大不敬”的狂徒。两人有关胡适的著作，都是研究胡适绕不过去的开山之作。谈胡适，不能不提唐德刚与李敖。
注释：
〔1〕龚鹏程：《李敖·胡茵梦与青年朋友谈——历史·文学与电影》，《李敖文集·世论新语》，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2〕〔3〕《推荐〈李宗仁回忆录〉》，《李敖大全集》第28册，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第456、456页。
〔4〕《林清玄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5〕《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8年版，第319页。
〔6〕《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7〕转引自李敖《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李敖文集·国民党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198页。
〔8〕《豹死留了什么皮——致陈宏正》，《李敖大全集》第18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48页。
〔9〕《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
？ 李兆忠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一切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病毒，都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
郭沫若指出日本文坛的种种“病毒”，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它是否属于“日本资产阶级”，则应另当别论。因此，与其说中国学子受了“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毒害，不如说他们受了“人情”丰沛的东瀛文化风土的潜移默化更为确切。要知道，才高志大、泱泱大国的中国学子，并没有把日本的资产阶级真正放在眼里过，他们身在东瀛，心系欧美，西方个性解放的思潮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的联手，才是使中国学子“中毒”的真正原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留日作家所学专业均非文学，鲁迅、郭沫若、陶晶孙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学的是海军，郁达夫先学医学，后学经济，成仿吾学兵造，张资平学地质，向恺然（不肖生）学的是政治经济，最后他们几乎都放弃了专业，选择了文学。这证明：日本是一个特别适合文学家产生的国度。
这种普遍的专业转向，无疑包含复杂的个人动机。在鲁迅，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想提倡文化运动了。”（《呐喊·自序》）在郭沫若，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困顿和苦闷、涤荡历史罪恶的强烈冲动驱使他抡开如椽之笔，“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用诗人的话来讲，就是“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凤凰涅槃》）；在郁达夫，是“弱国子民”不可救药的“性苦闷”，使他长歌当哭，写出《沉沦》这样的惨不忍睹的故事；在不肖生，是理想和道德泯灭后，听凭陈腐的“大中华”与“厚黑学”的驱使，将“日本是个卖淫国”的传奇贩运回国，迎合国人对东瀛的奇思异想，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留东外史》第一章）。
留日作家的写作动机虽然因人而异，格调也大相径庭，却有一种艺术上的共同倾向，就是滥情、颓废、走极端。无论是《女神》天狗吞月似的自我扩张，还是《沉沦》的主人公无条件的“弱国子民”的性苦闷，抑或是《留东外史》里衮衮诸公的疯狂堕落、《木犀》畸形而神经质的师生恋，都超出了正常的宣泄。这种倾向推究起来，不外乎两股力量造成：第一，“小日本”的种族压迫；第二，日本社会发达的“人情的世界”。如果说前者激发了中国学子的不平之气、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帝”的话，那么后者则诱发中国学子人性的弱点，使其放纵，失去把持。两股力量相互激荡，导致中国学子精神扭曲，理智与情感分裂。
以往学界对留日文学的研究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政治层面上的“反帝”，而对日本的文化风土、尤其是日本独特的“人情的世界”与留日作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对于留日文学的颓废倾向，也习惯从“弱国子民”的苦闷这一角度作同情的理解，或者着眼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批判性的阐发，衡量的尺度是直线性的历史“进步”观。这不失为一种思考的角度，但由于对日本文化“本土性”的隔膜，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缺乏识察，这种解释不免流于空洞粗疏，大而化之，看不到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复杂的互动。其实，留日文学中的“反帝”与留欧／美文学中的“反帝”，有着文化性质上的微妙差异，后者发生在中国与异文异种、文明程度远高于自己的欧美各国之间，“反帝”中不免夹杂着“崇洋”，“崇洋”中又有无法打破的文化坚壁；前者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历史上曾长期维持着“主属”和“册封”关系的国家之间，另有一种复杂的况味，而“小日本”的忘恩负义行为，更激发中国学子的反感。然而政治层面上的反日并不意味文化上也失去亲和力，事情毋宁说刚好相反，中国学子来到日本这个亚洲惟一摆脱西方殖民地悲惨命运的、黄种人自己当家的世界强国，比一比自家的落后与困顿，自然会产生敬佩之情；而东瀛列岛上保留至今的汉唐文化遗韵及其古朴大方、颇具艺术情调的生活方式，也容易使中国学子产生文化情感上的共鸣，尤其是东瀛岛国原始风情十足的两性文化和宽松的“人情的世界”，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的中国学子来说，更具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学子无论政治上怎样激烈的“排日”，几乎没有人不喜爱日本女人的，苏曼殊、李叔同、戴季陶、辜鸿铭、周作人、郭沫若、陶晶孙等都娶日本女子为妻妾；徐志摩的一曲《沙扬娜拉》，将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织成美的极品，定格在中国的现代诗史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兄弟失和，亦与一位日本女子有关；《留东外史》里尽管充斥着对日本女子的歧视和偏见，她们被形容得又淫又贱，但透过这种蔑视，日本女子的魅力还是顽强地散发出来；在陶晶孙笔下，东瀛女子的温柔曼妙、善解人意，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中国女子反倒是个个飞扬跋扈，面目可憎，成了她们的反面陪衬；滕固的《石像的复活》里，即使是一个聋哑的日本少女也有不俗的魅力，让性格呆板的中国学子神魂颠倒，直至发疯；连郭沫若这样最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文化英雄，也有抵挡不住的时候，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里，作者使出浑身解数，对一位日本卖糖少女的“幻美”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一位学工科的中国学子，就在这种“幻美”的诱惑下，放弃了家庭、学业乃至祖国，最后跃进了大海，重要的是，这位中国学子没有任何沉沦的理由，领着优厚的官费在日本读书，家有贤妻爱女陪伴，既没有性的苦闷，又没有孤独的折磨，如果一定要追究，只好归因于那双美丽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当纸窗徐徐拉开，美丽的卖糖少女露出半个脸时，中国学子就被彻底俘虏了，郭沫若以他特有的夸饰，情欲横溢地写出卖糖少女娇柔妩媚的姿态，笔墨之大胆、赤裸，可谓空前。小说这样结尾：“太阳已是落海的时候，从水平线上高不过五六丈光景的云层中洒下半轮辐射的光线来——啊，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红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紧得不能忍耐。苍海的白波在向我招手，我拘着那冰冷的手腕，去追求那醉人的处女红，去追求那睫毛美……”
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还是要数郁达夫，不妨以他为个案，来看看东瀛“人情的世界”对中国学子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篇篇都涉及“弱国子民”所有的“性苦闷”的主题，细读下来则可发现：东瀛岛国开放的两性风俗和发达的情色文化，是这种苦闷的根源，可怜的中国学子，在这张天网之下无处躲藏，仿佛鬼打墙一般，正如《银灰色的死》里写的那样——
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