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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发生，溥仪被军人驱逐出宫，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大致有三种：一是遗老一派；二是虽非遗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在清室有大丧之际，背负欺侮孤儿寡妇的名誉，如段祺瑞即是；三是从法理角度表示反对。胡适自属于后者，他的意见的要点有二：一是对清室的优待是一种条约，为签约一方中华民国所认可和接受，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二是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应以暴力胁之。胡适的意见有没有道理呢？回顾昔日优待条例之产生，应该说它是政争双方妥协的一种结果，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双方都不愿妥协，只会使战事难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说这一条例并不是只对清室一方有利。当年对双方都是利好的条例，怎能随着共和政体的巩固，因其需支浩繁，现在就转而说中华民国对清室过于优待？当然，时过境迁，条例可以修正甚至废止，但如何修正或废止，订约双方应该首先找到诉求的交集，如果只有一方自说自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决定，命令另一方执行就是了，还能叫什么共同遵守的条例？细读“修正”后的优待条款，我们当能发现，其实就是军人一方也是承认所谓条例应该以双方共识为基础的，否则这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开头就不会有这段话：“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决定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云云了。看来军人一方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一个平等协商的结果，可事实是，“鹿钟麟催啦，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这是为各种史料所明载的。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看得出来，这种观点是和胡适接近的〔1〕。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仪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2〕这是说清室应该为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负责。这种事后追溯看似有理却站不住脚。像张勋这样的既有实力而又鲁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约他吗？如果真的因为溥仪参与复辟所以要取消优待条件，那么民国六年复辟败灭之初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更何况，溥仪出宫之后，有人曾试图在溥仪的文件中找到他参与和支持复辟的证据，可惜并没有找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来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张勋复辟之后五六年、北京政变之前两年，溥仪大婚，送礼的既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炙手可热的人物，礼单上还有北京政变的主角、“基督将军”冯玉祥将军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3〕。从这一富有喜剧化的细节中，我们是否可以窥出种种堂皇言辞下面的一些东西？
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的11月29日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国人则已耳熟能详。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溥仪后来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我们说北京政变之发生至少给日本人的这种利用提供了便利，应该要算平实之论吧？
北京政变还影响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命运，他就是王国维。政变发生后，王国维在致北大某教授信中说：“优待条例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当年这样的话难免“迂腐”之讥，而现在看应该是符合法理精神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记载：1924年11月，“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王之后来沉湖自尽，虽有各种解说，但他与清室的精神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然，一个学者的生死，在军国要人和动辄大谈“历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俱往矣。这样的往事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说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想起胡适。当年他给一个猛烈抨击他为清室“张目”的人回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读这样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叹：胡适毕竟是胡适。
注释：
〔1〕〔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192页。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2页。
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
？ 陈文彬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30日，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位被近代中国知识界誉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的教育名家应邀来华讲学。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的足迹遍及中国江苏、直隶、山西、奉天、山东、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十余个省，在华讲演多达两百余场，在中国各地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杜威与中国”这一课题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和认识，种种视野下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汇聚成一个学术研究的热点。但是，诸多已有成果往往偏重于从杜威一方来阐述其学说对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另一方即中国知识界内部围绕杜威来华讲学出现了何种变化，当时盛情邀请杜威来华的人除了热心传播杜威的学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换言之，在杜威讲学的背后又具体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不得而知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杜威来华讲学的具体史实层面，根据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希望能够进一步探寻这一引人瞩目的学术交往的实态，并结合之后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来华讲学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外国学者来华的反应，以及由此可能揭示出的五四时期学界中人权势争夺的微妙关系。
杜威的来华确可称得上是影响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件大事。显然，如果不是因为已经在五四思想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胡适的关系，杜威不可能在中国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这样崇高的威望。但更重要的是，杜威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西方学者，对中国进行如此广泛而且历时达两年之久的访问，无疑也提高了他的最杰出的中国门生胡适的地位。沈松侨先生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一文中，曾经论及所谓“外国关系”对胡适个人声望之作用。实际上，围绕杜威等外国学者的来华，中国知识界频频上演“挟洋自重”的好戏，从而揭示出五四时期学界中人的权势争夺。
可以说，胡适如此热切地接待杜威，如此热烈地宣扬乃师的学说，其初衷或许是希望凭借杜威的声望为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指明一条正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民初中国文化教育界派系林立、竞相角逐领导霸权的复杂背景下，胡适与杜威的关系，实际上无法不牵动到个人甚至相关特定团体的势力消长。在1921年7月1日胡适的日记中就记载，当日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在来今雨轩给杜威一家饯行时，竟然闹出争主席的笑话来。为此胡适曾挖苦道：“天下总有这种在针孔里打斤斗的人，真是可笑！”同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又记载，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访问中国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又极力垄断孟禄，阻挠其与北大方面接触，以便“借他大出风头”，结果弄得孟禄也觉得所处环境不妙，“很怕北大一方面因此同他隔绝”。当胡适前去看他时，孟禄脱口而出：“I
don't want to be isolated！（我不想被孤立！）”其实，胡适又何尝能完全免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时，封面上就特别题署“胡适博士著”。所以说，郁达夫为文嘲讽胡适跟着外国学者屁股后面跑来跑去，当然也不是厚诬之辞。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以来尊西趋新大潮下世风的流变。
颇值得玩味的是，胡适对同时在华的杜威与罗素两人的态度冷热极为悬殊。1920年9月，梁启超回国后发起组织讲学社，隆重邀请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到中国讲学。罗素与杜威在国际学界同享盛名，但胡适除了对罗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