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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就是“好”的、“善”的这个价值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抽象地来评论其是非正误并不重要，周作人主张的合理性是依赖于其话语语境中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即传统中国有“思想的专制和性道德的残酷”这一现实。他的所有议论基本上都是对这一现实的反应。因此对周作人的主张及其对希腊、罗马文学的评介和翻译活动也应纳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
古希腊文学对周作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他的思想形成、价值取向、审美偏好等等都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古希腊文学成为他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评价标准的主要来源。这从他1917年做北大教授时的讲义《欧洲文学史》中可以看出。这本书并非一般地研究欧洲文学史学者的高头讲章，而是一本主观性极强的文化批判者的夫子自道，其中“思想”远远压倒了所谓“学问”，主观好恶压倒了客观的描述。
《欧洲文学史》约十万字，分三卷，第一卷“希腊”；第二卷“罗马”；第三卷是“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他以希腊文学为标准来衡量后世文学，认为希腊精神大抵不出三端：（一）现世主义；（二）尚美精神；（三）中和原则。罗马崇实，与希腊尚美异趣；希伯来精神倡出世思想，以天国为寄托，与希腊精神之重视现世尤相违逆，故罗马为希腊之反动，希伯来为希腊之罪人。文艺复兴乃起于人性自然，故重现世，又合尚美，是希腊精神之回归。十七八世纪思想巨子寄情人道，故此期文化笼罩理性之光辉，得中和之致而不偏枯。周的文学史，对希腊讲得比较翔实，对罗马之后则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取舍。对于中世纪，详细讲的是“骑士文学”与“浪游之歌”。他认为“骑士文学”起于信仰，终于尚美，实为希腊精神之回归埋下伏笔；“浪游之歌”乐生享美，关爱现世，则是突破希伯来信仰之里程碑。文艺复兴以来，讲得最多的是卢梭、歌德二家，因为这二人都是倡人性自然之义的代表人物，卢梭“契约论”重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政治的调和，歌德的“浮士德”意在生生不息、追求不止，此两者皆为希腊精神之发扬。《欧洲文学史》可以说是一本典型的以文学史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
周作人的思想核心，就是主张人性自然，对于人的本能欲望，应当揄扬而不当抑制，但个人又恒生人类群体之中，个人人性之揄扬，须以不损害他者为前提，故人之天然能欲需有节制。所以他又倡导“中和之德”，认为“希腊民族，以中和之德著称。对于自然恒久之性能，有仞知而无讳饰，能节制而无遏逆，使之发泄得间，乃不至横决”。这显然也是一种对希腊文化的主观化的理解，而没有注意到希腊文化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冲突。他所推崇的中和之德更近于强调理智与情感和谐的新人文主义。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把欧洲文学的千年进程概括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循环发展过程，显然有将文学史简单化的、独系文学进化论倾向。但周作人并无意做那种学究式的学问，而是要“六经注我”，输入希腊的人间主义文化，来进行中国的“人的启蒙”，所以其价值、意义也只能在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框架中予以评定。
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著作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史诗编写），1906年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希腊拟曲》，1932年译，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1937年～1938年译。（四）《希腊的神与英雄》，1947年在狱中第一次翻译，因稿子焚毁，1949年重译，195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五）《希腊女诗人萨波》，1951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六）《伊索寓言》，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1957年出版。（八）《卢奇安对话集》，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历史》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等。
周作人的译著往往要加上详细的注释，有些讲解评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往往被出版社压缩，这使他感到“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著《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他就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虽有此教训，却还是忍不住要做。可见他之译书，就像金圣叹评《水浒》等一样，是要讲清来龙去脉，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把这些删去，也就直接地损害了译书的目的。周作人1908年在日本学希腊语，原意是要译出像佛经译文一样古雅的《圣经》译文来，可后来思想的变迁，使他对译《圣经》不感兴趣了，但又觉得白学了希腊语，“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希腊拟曲》）”，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这本《希腊拟曲》1931年～1932年译成，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跟胡适说要用“角先生”这类的词来翻译《希腊拟曲》，胡适很通达，“笑着答应了”。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段因缘的确有点传奇性，其中隐含着周作人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由“头巾气”转向“名士气”，由对宗教的兴趣转向了对世俗的兴趣。希腊文化于此战胜了希伯来文化，成为周作人思想的主色调。在中西相遇之初，康有为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有强大的宗教，而中国则无，所以要把儒学宗教化才能抗衡西方。到周作人这里已完全放弃了这种似乎是“开历史倒车”的想法，开始搭上顺行的列车，走向与自己更为情投意合的希腊文化。但他仍不是以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阅读者的心态去读古希腊文学的，这使他将希腊文学视为了一种抗衡宗教的“美的宗教”，其中不无某种心态错位的因素。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三大源头之一（另两个来源是古罗马法和希伯来宗教），西方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形式的胚芽差不多都能在古希腊时期找到，因此了解希腊文化对了解西方文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那么希腊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呢？首先，应该说是它的理性追求，正如莫里斯·克莱因所说：“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护理性的纯粹性，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精神，从来不曾在其他文化中出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我宁愿（在几何学上）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在希腊的科学、哲学等著作中，都洋溢着这样一种清明、独立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彻底地反思和怀疑，一种纯粹的求真意志的发扬，正是在此精神推动下孕育出了西方的科学。周作人有鉴于此，所以特别推崇古希腊人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精神。他引日本学者部丘教授的话说：“自从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它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现。”周作人认为“这样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态度甚可尊重，为纯粹的学问之根源，差不多为古希腊所特有，而在中国又正是缺少，我们读了更特别觉得是有意义的事”（《希腊文学的余光》）。
另外，周作人还重视古希腊人的“爱美”，颇有以审美代宗教的人间主义倾向。他引哈理孙女士的话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