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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
轿夫稍微回了一下头，不过轿子依旧没有停下来，消失在竹荫里。有福伫立着，咬紧嘴唇，泪水簌簌流下，凝视逐渐消失的轿子。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给小小的有福留下了怎样深重的心灵伤痕，却可想而知。范庆星的故意淡漠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暗示：你并不是你父亲的儿子，我和你没有关系。这暗示的结果就是：有福真正明白了自己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从此以后他“断了对父亲的爱”。
对于儿子们，范庆星除了榨取他们的钱财作为自己吸食鸦片的费用以外，从来没有为儿子设身处地的考虑过任何事情。尽管从小对作为养子的大儿子有福没有尽到一点点父爱，但在有福长大成家立业以后，范庆星却大言不惭地在养子面前摆起老子的架子，厚颜无耻地一次次伸手向儿子索取钱财。有福稍微有些怠慢，他就“死皮赖脸地大声叫唤”。他打着亲情的旗帜与父亲的权威，实际上不过是千方百计地想着如何在儿子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钱，筹措自己吸食鸦片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对待养子是如此，对于有福的弟弟，自己的亲生儿子们又如何呢？当第三个儿子该上大学的时候需要一笔学费的时候，他的选择是“即使有鸦片的资金，范庆星无论如何也不肯把它充作儿子读书的费用”。而在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已经到了该娶亲结婚的年龄的时候，范庆星尽管神志清醒的时候也信誓旦旦地保证：“我绝不拿他们两人的薪水。该存起来当聘金了。”但一犯起鸦片瘾，他就把妻子儿女等等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把儿子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血汗钱全部拿来换成鸦片，陶醉于自己一时的快感之中。鸦片，已经把范庆星心底深处的善良与温情，甚至他的人性也一点点地吹得烟消云散了。
即使是他一向温顺忠厚的妻子都觉得丈夫太过分，作者描写道，当范庆星再次重抄“旧业”，又吸食起鸦片的时候，“这时，玉凤从丈夫的表情中，突然看到了没落时代的散漫交织着厚颜薄耻的阴影”，这无疑是对范庆星这一类人物腐朽本质的高度概括与传神写照。
如果说范庆星等人物形象身上，集中体现出来的是封建家长无能与腐朽的一面，《财子寿》中的周海文则代表了封建家长专横、自私与贪婪的另一面。周海文虽然不像范庆星等人那样吸食鸦片，成为自己家庭衰败的罪魁祸首，但他也同样表现出自私、贪婪、专横、吝啬与冷酷无情等丧失人性的本质特点。他心中只有赤裸裸的贪婪的物欲，所谓的亲情、爱情、友情等人之常情，在他身上都统统不存在。相反，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冷血动物”的特征。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以后，由于有一万元的保险收入，他竟然惊喜过望而“无暇悲伤妻子之死”；他的第二任妻子玉梅饱受自己所骄纵的下女的虐待，虽然是临产前后却连粗食淡饭都吃不上，而他竟然不管不问。直到妻子得了产褥热而不敢声张，最后被逼得神经失常。但她自从害病以来，周海文竟然没有在玉梅的床前出现过一次，可见其冷酷无情到何种程度了；对待妻子是如此，那么对自己的母亲和儿女们又如何呢？他的母亲去世以后，周海文耿耿于怀的只是办葬礼前前后后所花费的金钱，以及亲友们到来后人多手杂，“整天忙着环视家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短失了”，“光是记载支出的明细表就足以使海文彻夜难眠”。根本不要提对母亲之死的悲伤了。
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冷酷无情。平时由于讨厌孩子们的吵闹，他干脆把他们安排在远离自己的房间里居住。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周海文更是没有起码的手足情谊。父亲去世以后，他作为嫡系的长子继承了整个大家庭的财政权，却从来不为大家庭着想，相反，只是整天算计着如何存自己的私房钱。事情败露后，弟弟们吵嚷着要分家，这正遂了他的心愿，他可以独自享用一大批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了。
正因为赤裸裸的物欲成为支撑周海文灵魂的全部内容，追求与看管财富也就成为其人生的主要目标。小说的文本特别强调，周海文最大的特点是“在物质上，为了自己的的利益，无论使用任何手段也毫不踌躇”。他的眼中只有“物”，而没有“人”。妻子的发疯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他却因为八十元的现金被秋香偷走而寝食难安。分家的时候，“到了弟弟们要搬家的日子时，海文特地早起，里里外外地踱步。手搭在弟弟们的行李上，察看是否多带走了什么东西”。
周海文的出身与文化教养都决定了他的封建性的腐朽特征，在他身上我们又看不到新兴资产阶级大胆进取和开拓的精神。他贪婪地占有着财富，那只不过是精明地算计着如何盘剥别人，如何掌握着财产不让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却从来没有深谋远虑地扩大资本，在商业和实业中积累财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相反，他缺乏一个资本家起码的胸襟与抱负，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冒险，小农生产者的保守、狭隘与闭塞在他身上暴露无遗。但他虽然没有能力和胆识在父亲开创的家业上有一丁点儿开拓，在维护自己家庭内部的统治，尤其是驾驭女性方面，他却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套手腕。他不动声色地把这几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先是给她们一点小小的利益让她们品尝到甜头，然后暗中怂恿她们互相争宠彼此倾轧，实际上是利用了她们的缺点将其各个击破。正是在这种极端自私心理的作用下，他对于女人也只是占有与发泄，把她们当作物品一样“使用”，而决不对她们动一点点感情。一旦在“使用”完之后，又毫不人性地将她们一脚踢开。——我们发现，周海文的这一人物形象典型地体现了封建专制文化与男权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腐朽与黑暗等特点。
吕赫若还通过《逃跑的男人》中的主人公王庆云，干脆直言不讳地指出：整个家族的衰败都是“父亲一个人不争气所造成的”。这篇小说里的父亲更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形象。祖父去世以后，子女们分家的时候，因为父亲这一支是长房长孙，所以分得了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二；但丰厚的遗产并不能阻止他们家迅速走向败落。面对着自己的儿子与后妻一家的矛盾，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却完全置之不理，竟然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般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他来说，只要能够“一口接一口抽着鸦片烟”就完全天下太平了。与《合家平安》中的范庆星一样，中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就让庆云“想想看家里的财产。已经只够吃饭了还要付你的学费？”作者通过主人公庆云之口多次谴责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并当面质问父亲：“只要能满足地抽鸦片就够了吗？请你想想家里的事，想想我的将来。我祖父留下那些财产，而你即使全部花光了也毫不在乎吗？”
甚至连《婚约奇谈》中始终未曾出面、作者只是几笔带过的琴琴的父亲，也是一个专制、残暴、见钱眼开而不顾女儿幸福的“恶父”形象。他完全把女儿当成了待价而沽的物品，一心想着“卖”个好价钱：“在父亲的眼中看来，这么多的有钱人家向只是公学校毕业的女儿提亲，该是多么幸福的事。甚至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好运到来。为了挽救没落的家计，正绞尽脑汁想跟有财势人家攀亲，让女儿钓个金龟婿，帮助他达成愿望。”父亲从来没有把女儿的一生幸福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为了家庭（确切地说为了自己发财）而牺牲掉女儿的幸福是多么天经地义，因此为了逼女儿就范，“父亲对琴琴发挥了日常对子女的暴君作风、力逼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机会”。女儿不答应，他就把琴琴在家里关禁闭一个星期，还扬言再不答应，就要关一年。连琴琴都愤怒地骂“这种父亲……”很显然，这样的父亲已经见钱眼开到了丧失了人性的程度。
应该说，对父子冲突的表现，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重要母题之一。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这样的传说：宇宙之初，地母该亚生下了天神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娶她为妻后生下了六男六女，但他对自己的子女非常仇视，后来是他的儿子克洛诺斯打败了父亲乌拉诺斯，登上了天神的宝座。而中国古代神话《哪吒闹海》也同样表现了这种儿子对于父亲决绝的反叛姿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叛对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因为在中国封建礼教的文化观念里，父亲始终是儿子的大恩人，也是对儿子说一不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主人；儿子则成了父亲的私有财产，终生都还不清的还债人。按照“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思维与道德逻辑，那么“家无二尊”也就成了整个封建家庭几千年来不可变更的“公理”。家庭简直就成了封建家长说一不二的独立王国。父亲死后，作为儿女的也要“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儒家的传人们把“孝”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其用心之处就在于，要以此来隐喻君臣之间的恩义与奴役关系。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所谓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其最核心的“一纲”就是“父为子纲”，这是整个封建礼教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
而在激烈反传统反封建的现代作家眼中，“父亲”简直成了封建统治的代名词。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对父亲乃至整个父辈的批判与反思，始终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爷爷与叔叔辈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正面角色。曹禺《雷雨》中的父亲形象周朴园，也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