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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吕赫若小说诗性艺术的文学渊源
吕赫若的小说作品，不仅与中国古今小说的诗化传统融为一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大“乡土文学派”的思想艺术特征，其创作的具体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探讨。而吕赫若对日本文学“物哀”、“暧昧”等美学传统的继承，不仅体现了他那独特的审美个性与艺术天赋，更显示出他抗拒殖民强权的机智：他是在巧妙地利用日本文学固有的“暧昧”、“物哀”等特征，来抗拒殖民当局的皇民化运动的。
一、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我们汉民族的诗歌曾经达到过前所未有的辉煌。而曾被视为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小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走过了与诗文完全不同的道路，呈现出“志怪”、“传奇”的基本特征，但诗歌艺术对小说的渗透与影响，却始终没有间断过。这不仅体现在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有诗为证”的表面形式上，更体现在小说作品与诗歌的内在的精神内涵上的关联上，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关联，决定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诗性特征。台湾学者蔡英俊先生曾经对此作过中肯而深入的分析：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中华儿女选择了简洁的、反复回增的歌谣体来作为表达贴合于他们心灵的秩序与美的媒介，往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抒情诗’这种文学类型的拓展中逐渐定形，终而汇给成标识中国文学特质的抒情传统，甚至影响、改变了小说、戏剧本身独具的叙事本质。……原本属于叙事传统的小说与戏剧几乎仍是名家抒情诗品的组合、堆砌，它们的叙事性在抒情外貌的掩覆下暗而不彰，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色。蔡英俊：《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一）抒情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3月版，第74、86、97页。这的确是很有道理的，中国早期的笔记小说就往往选取生活的几个片段，刻意营造一种气氛和意境，表达一种对生活的感悟与体验，而不在意故事情节是否完整：“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艺术表现方式，形成两种艺术流派。写实注意情节的完整合理以及细节的周到逼真，而写意则表现着一种诗化的倾向，不注重情节，甚至淡化情节，追求意境，追求意趣的隽永。小说走的是写实的路子，但在它发展的途程中不断学习写意的艺术精神，特别是在作家参与小说创作之后，写意的因素便日渐加强，从而产生了《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这样饱含着诗意的伟大作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2月版，第85—86页。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以大量学习、借鉴外国文学为主要特征，但在对传统叙事文学诗性特征的传承上，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王瑶先生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鲁迅小说对中国‘抒情诗’传统的自觉继承，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古典文学取得联系、从而获得民族特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鲁迅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抒情体小说的作者。如郁达夫、废名、艾芜、沈从文、萧红、孙犁等人，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艺术上也各具特点，但在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这一方面，又显示了共同的特色。”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相对而言，台湾现代小说的诗性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不论是乡土文学派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都没有脱离对小说诗化艺术的追求。这在白先勇与陈映真两位富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他们两人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追求有很大差异，但其小说都有明显的诗化特征，他们为20世纪中国小说诗化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作为日据时期最重要的台湾现代作家之一，吕赫若的小说作品是与这个中国古今小说的诗化传统融为一体的。
吕赫若是一位内心炽热，却又追求着宁静致远的人生审美境界的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文人。也许正是这性格的两极，才影响了他作品中对现实的热烈关切与田园乡土诗意表现并重的艺术特色的形成。而这样一种艺术追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大陆的现代乡土小说，基本是以两大不同的流派为代表，沿着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起来的。第一个方向是以鲁迅为中坚的上个世纪20年代最为活跃的乡土文学派所开拓的方向。这一派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为主导，始终怀着冷峻、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着意表现乡土农村的落后、愚昧以及原始习俗和宗法制度的野蛮与残酷和对人性的摧残与戕害；另一派则以3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沈从文、废名等人为代表。这一派对乡土农村的表现，更多呈现为一种诗化与理想化的色彩。吕赫若则介于这两大流派中间，或者说体现了两个流派的相对融合趋势。在他的作品里，既有20年代王鲁彦、许钦文等人对乡土农村陋风陋习深邃、理性的揭露与客观冷静的描摹，又有着沈从文、废名等人对乡土农村的诗化与理想化表现；既有金刚怒目式的呼号，也有着小桥流水般的诗意抒情。——正像笔者在前文中已指出的那样，作为一名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吕赫若显然敏感地发觉了乡土农村种种落后处和普通百姓在单纯善良之中的愚昧与麻木，他毕竟不是一个能够闭起眼睛、无视乡土的真实情况，而只是躲在自己精心构造的充满诗意的幻想王国里长醉不醒的文人；作为一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吕赫若冷静、客观地看到了并把这些对乡土农村的理性审视以及在乡村中的种种不适描写了出来。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家乡，把乡土农村看作远离城市喧嚣和人性堕落的世外桃源，更没有故意漠视乃至回避真实的乡土农村的景象，而只是挖掘其中诗意与美好的一面。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甚至认为，吕赫若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大“乡土文学派”的思想艺术特征，其在创作实践上取得的经验教训，都值得很好地加以清理。
此外，吕赫若小说中频频出现月亮、夜晚和黄昏一类的意象，是他与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传统文化血肉关联的最有力的印证之一。如果要问中国古代文人最喜欢、使用频率最多的美学意象是什么？恐怕很多人会选择“月亮”。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月亮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它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朗朗明月从古至今一路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间。它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它是静思玄想式的中国智慧的神秘启示物，更是通脱淡泊的中国艺术的深刻象征。”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更有大陆学者对此进一步阐述道：“当西方文化热恋着日神阿波罗时，我们的民族更钟情于朗朗明月。虽然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早期，也有过日神崇拜，但随着后羿举起射日的神箭，也就射落了文化中的日神精神。月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它启示着中国古老的哲学和艺术，即使在今天月亮意象仍然在艺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轮明月缺圆盈亏，历时邈远，汇聚着历史的烟尘，而中国人心灵中那轮艺术的明月却永远是月出皎兮！”同①，第196页。
可见，月亮与中国文人及传统审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怎样夸张都不过分的。月亮唤起了中国文人们清幽素雅的思古情绪和孤独情怀，我们的祖先正是从月亮的阴晴圆缺之变化中，感受到了时光之易逝；从月亮的高洁辽远又与人类如此贴近的对比关系中，引发了诸多空间与心灵的感想。所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正是对宇宙之永恒与人生之短暂的充满青春朝气般的感慨；月亮，又总是与女性、母亲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她是我们情感的寄托，她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于是中国文人们只有面对着月亮时，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和谐，所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类的诗句，正是对孤独情怀的艺术化宣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月亮的陪伴，中国文人们将如何度过那茫茫暗夜？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所谓“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其实都是借月亮表达着自己最美好的祝福。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月亮总是体现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思乡情怀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第》。女性又是爱与美的化身，因此月亮总是那么轻易地唤起中国文人们的诗意。女性的美丽性感在中国文人那里，通常又被称之为“风月”。
与月亮相比，黄昏日落的意象更加唤起了中国文人们的感伤情感。作为中国文人们最喜欢表现的对象之一，黄昏总是被古代的田园诗人们和田园联系在一起。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夕阳西下、牛羊归家，如此景象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