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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回到吕赫若身边。鹿窟“武装基地”虽然被破获了，但被俘者中却没有发现吕赫若。那么，作为基地重要人物之一的吕赫若在这一事件中究竟是侥幸逃掉了，还是在军事对抗中牺牲了？对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况，历史学家普遍采取的一个谨慎的说法是“失踪”。即使是多年以后，吕赫若的儿女们在填报有关文件、不得不涉及自己的父亲时，仍然不得不谨慎地填上：行踪不明。正因如此，关于吕赫若的确切下落就有了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吕在山上被毒蛇咬死；一种则是：在与国民党特工人员的军事对抗中，吕赫若被乱枪射杀；吕赫若的情人苏玉兰女士则有这样的追忆：“这年，吕跟我说等候琉球的船只，要到日本经商，离家后，报载吕因筹措逃亡路费，四处告贷，被人控告欺诈。四个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抓人。……根据事后出来投案的人说，有人因怕吕出来自首，在山里头先枪杀了他，也有人说是被毒蛇咬死，总之都找不到尸体。”引自林至洁辑：《吕赫若创作年表》，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05—606页。而下面的说法就更加离奇了：吕赫若在基地案后逃到祖国大陆隐名埋姓生活了下来，并育有子女。作家李昂在她的《鹿窟纪事》一文中，则不无浪漫地虚构了吕赫若最后消失时的情景：
身长高挑，长相俊美的作家，在得知将被捕后，开着他一位密友的一部Austin汽车，朝台北山区逃逸，据说，随身还带有一把手枪，枪上系着红绸。李昂：《鹿窟纪事》，引自杨泽主编《手枪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10月版，第268页。
这是颇为传奇的，但虚构终究是虚构，事实总不如想象的那样浪漫。李昂从谷正文口中获得的讯息是：他的士兵在山上巡逻时，有人听到声音后从树丛里闪身出来，并用手枪向他们开枪射击，但只打了一发子弹，枪就被卡住（谷正文说，这种老式驳壳枪的枪档，是很容易被卡住的），士兵们当场将他击毙。经被俘变节的基地工作人员汪枝辨认，此人为山上的警察队长“老萧”。而保密局一位特工人员则告诉谷说，“老萧”就是作家吕赫若。
然而这仍然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老萧是否就是吕赫若？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最终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是蓝博洲先生。他经过大量实地采访，根据少数几个留存下来的当事人的确切的回忆，证实了吕赫若在山上被毒蛇咬伤、中毒而死的说法。
据说，吕赫若到鹿窟基地以后，担任着游击队的无线电发报工作。这项工作既重要又艰苦。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必须每发一次报就换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吕赫若那习惯于登台演唱与伏案写作的柔弱之躯，是如何背着一个二百多斤重的发报机，在山上的草丛之中东躲西藏、艰苦跋涉和顽强工作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危险是随处存在的。台湾高温、潮湿的雨林气候，很适合于蛇的繁衍与生存，因此山地、野外多有毒蛇出没。吕赫若是在晚间跋涉于山林之中时被毒蛇咬伤的。据说可能是龟谷花一类的剧毒蛇，这种蛇的毒性散发很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被咬伤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当时人们在山下找到了一位通晓怎样解蛇毒的民间医生苏金英，不巧他当时正忙着给别人杀猪。也许这位民间医生对此类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对他来说，一个生命危急的陌生人恐怕还不如他正操刀宰杀的猪更为重要。他听到有人被毒蛇咬伤的消息时，并没怎么在意，而是等到把猪杀完以后，才上山去采药。但等到他赶到吕赫若身边时，吕赫若已经断气。当时在现场的，还有基地领导人陈本江、老萧（刘学坤）和陈春庆等人。陈春庆原是鹿窟村的村民、鹿窟武装基地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在接受蓝博洲采访时，曾回忆说，那天晚上，他得知吕赫若被毒蛇咬伤的消息后急忙赶到现场，但吕赫若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看了我一眼，还叫了两声：‘阿庆兄！’然后又向我说，他想吃枝仔冰。听他这样说，我知道蛇毒已经侵入脑部了；果然没多久，他就断了气。我于是和老萧、苏金英及另一个村民，在苏金英家菜地旁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用一床草席草草包着，就地埋葬……”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8月版，第149—150页。
一代知识精英、艺术与文学天才，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旅程，被永远埋葬在大山深处不知名的地方。值得一提的还有：1951年11月17日，台北“保安司令部”发布的第一批尚未自首的“潜匪”名单中，提到吕赫若的只有这样一行字：
吕赫若，三十二岁，台中县，台北歌手。
蓝博洲先生对此的感叹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代才子，在官方的文献记载中，就这样‘盖棺论定’了。”同①，第150页。其实，对于身负“重任”的国民党特务们来说，他们最紧迫与最关键的，是要分清安分守己的“专政对象”与心怀“反骨”的叛乱分子之间的区别。而一两个文人的死亡，在他们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在鹿窟武装基地被围剿中牺牲的“老萧”又是谁呢？经查证为“基地指导员”刘学坤，刘学坤的另一个化名又叫刘述生，即前文提及的大安印刷厂的实际负责人之一。而据曾担任基地通讯员的陈旬烟老人回忆，他当时也接到山上来的传话，说游击队有一位重要人物被毒蛇咬了，要他赶紧买药送上山去。陈旬烟急忙连夜赶到台北去买解毒药盘尼西林。当时的盘尼西林一类的药物，要有医生的证明才能从药店买到。陈旬烟又去敲医生的门，当时可能是在黎明时分。然而等到他把药辗转送到山上的时候，也同样已晚了三秋。四十多年后，陈旬烟老人凭着记忆，曾多次带领吕赫若的后人回到印象中当年的“历史现场”找寻和挖掘吕赫若的尸骨时，却什么也找不到了。毕竟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四十多年的沧桑变迁，足以彻底改变一个地区的形态面貌，也足以淡化乃至清除掉历史中的是非恩怨。
但仅仅因为这一案件，一个数百人的村庄从此从地图上消失了。涉及此案的人们或者被押进监牢，或者远走异乡。而原来居住其间的山民，也纷纷迁出山里，搬到别处居住。当年人丁兴旺的小山村，如今早已人迹罕至，连残垣断壁也在茂密的丛草林木覆盖下，似乎永远消失了踪迹。这就难怪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李昂等人，沿着当年烈士的足迹寻访历史的遗迹时，曾对此充满了感慨：“这才知觉到一种深刻的悲哀，人、聚落，甚且文明与文化，都可能在一场浩劫中，不仅被夷平，还真正会消失——好似从来不曾发生过的消失、灭绝，无影无踪，再想要寻觅，也只是徒然。”李昂：《鹿窟纪事》，引自杨泽主编《手枪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10月版，第284页。
然而，历史老人果真如此健忘吗？尽管四十余年的时光流逝，足以让大多数刻骨铭心的记忆淡化，但对那些亲身经历过那场劫难、或者在劫难中痛失亲人的人们来说，那痛彻到骨的心灵创伤果真能彻底愈合吗？
据说，吕赫若被毒蛇咬伤是在“上山”半年左右之后。这样算来，应该离鹿窟武装基地被破获的日子不算太远。即使没有被毒蛇咬伤这种意外的发生，面对国民党军队天罗地网般的重重包围，仅有柔弱之躯的吕赫若也几乎不可能逃脱鹿窟基地案的劫难。或许，造物主让吕赫若这位品行高洁、性格倔强的艺术天才在大劫难来临之前，怀着对理想的深切执着与无比向往，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而猝然离开人世，未尝不是别有深意的一种安排：他毕竟没有看到鹿窟“武装基地”的轰然崩溃，没有看到战友的变节和叛徒的告密，没有看到白色恐怖降临时朋友与亲人们的惊惶与白眼，造物主让他在这之前离开人世，是因为不忍心让他看到这理想破灭后血淋淋的现实吗？
还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吕赫若一人撒手西归，却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无尽灾难与羞辱留给了他的家人和后辈。正像吕芳雄所说，吕赫若在“炽热与亮丽‘才子’的光环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却留给他的家属与后代“寒冷又黑暗‘冬夜’般的生活。”《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6页。吕赫若案发以后，他那十几岁的大儿子、大女儿，以及他怀有身孕的情人苏玉兰女士等，统统被国民党特务带走。他的一双儿女在监牢里关押了三个多星期才被释放回家。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女士如果不是临近生产，恐怕也在所难免。特务们抓不到吕赫若，便拿他身边的亲人们撒气。吕赫若的妻弟林永南则被关押达一年之久，其间屡屡被严刑逼供，他的双腿也因屡遭拷打而留下了终生的疤痕。他家则被牵连遭抄家多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吕赫若在逃离台北前曾向一位叫辜颜碧霞的寡妇借了两千块钱。其实两人交往总共没有几次，但就因这区区两千块钱，辜颜碧霞受到牵连后，竟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判了死刑。后来多亏她的家人用钱多方打点才被减了刑。而吕赫若所在的大安印刷厂在未暴露之前，曾经翻印过一本台湾音乐家张彩湘编写的小学音乐课本，因为这件事，张彩湘硬是被关押了五年之久！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连其家人也只能视吕赫若这个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厄运的“罪魁祸首”为禁忌了。据吕芳雄回忆，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