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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台独”的急先锋，而且再一次从吕赫若等前辈作家那里“读”出了所谓强烈的“本土意识”？叶先生实在是对“时代气息”有特殊敏感的文学天才。
不管我们如何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宽容”或“理解”叶石涛在当时的言论，他在客观上对吕赫若等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那样殖民高压的年代里，这一番“高屋建瓴”、“理直气壮”的指责究竟意味着什么，相信稍有理性者都会非常清楚。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吕赫若看到这篇出自本岛年轻人手笔的文章后，其心情会怎样沉痛和愤怒。他在同年5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早的‘兴南新闻’学艺版上有个叫叶石涛的，断言本岛人作家无皇民意识，举张氏和我为例立说。立论、头脑庸俗，不值一提。气他做人身攻击。中午在荣町的杉田书店和金关博士、杨云萍碰面，一同在‘太平洋’喝茶。谈及叶石涛的事，有人说出他是西川满的走狗，一座愕然。金关博士说：‘西川是下流家伙。’自己只要孜孜不倦地创作就好，写出好作品来就好，其他则待诸天命。”《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5月17日。即使在那样的艰难处境中，吕赫若也绝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曾在日记中如此披露虽然痛苦却决不妥协的心志：“最近精神上很不愉快。唯有朝自己的信念迈进。只要有实力成果，就没什么好怕的。也不需向他人妥协。想把诸事单纯化。……应该要以极度的苦痛从事文学。”同①，1943年5月4日。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艰难处境中，他的一些日本友人和富有艺术良知的作家及时地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其中有人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吕赫若艺术才华的赞赏，以及对其立场的支持与同情。
事实上，决不是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像西川满、叶石涛等人那样以“紧跟时局”为荣，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同样是“决战时期”法西斯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就在西川满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台湾公论》8月号上发表了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撰写的文章，作者充分肯定了吕赫若小说的艺术成就与贡献。其姿态与见解都明显地具有与西川满诸人“叫板”的意味。一直对吕赫若有特殊关心和支持的日本学者龙田贞治教授看到这篇文章后，特意打电话给吕表示恭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高见顺先生等人所表现出来的良知与勇气实在是可贵的。这对处于险恶环境和心情抑郁之中的吕赫若来说，更无异于雪中送炭。难怪吕赫若向家人提起此事时，禁不住“热泪欲滴”了。《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25页。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尽管吕赫若不可能公开表达自己对殖民当局的不满与愤怒，但在私人化的日记中，吕赫若的内心隐曲还是多次表露了出来，他曾这样控诉殖民当局：“以警察力量强迫人家志愿什么的，实在是文化国家的耻辱。”《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1月16日。而在日记中，吕赫若也倾诉了自己在创作上不得不迎合时局的苦恼：“……最近对‘兄弟’按：发表时改名为《石榴》。的构成感到头痛。说要加入时代性什么的。但我讨厌把糊里糊涂的时代性塞进去。我坚持真实地、艺术性地，我要写永恒的作品。”同②，1943年6月15日。尽管为了他所追求的“生命长久的东西”，吕赫若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他无怨无悔。
二、以民间传统和乡土田园抗拒殖民同化
吕赫若抗拒“皇民化”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策略，则是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归依和对汉民族民间文化的情感依恋。“如果我们想到，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如何刻意贬抑、甚至污蔑台湾（同时也就是中国）的旧俗与传统，我们就不会对吕赫若的‘转变’感到疑惑。从《石榴》的赞颂‘认祖归宗’，到《清秋》的认同祖父那一代即将逝去的诗书传统，证明了自一九四二年三月以降，吕赫若持续阅读中国典籍，他心中所追寻的方向。我们可以说，到写《清秋》时，吕赫若终于确认了：为了对抗强大的皇民化压力，抛弃他以前的左翼立场，回复到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是有其必要的。”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0页。吕赫若是否就按照吕正惠先生所说的那样抛弃了左翼立场暂且不论，但是，回归传统，回归乡土和田园，回到父母与亲人的身边，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中，从父母的亲情与挚爱中，从故乡亲切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那里汲取反抗殖民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力量，这的确是吕赫若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政治高压下作出的理性选择，也是他反抗殖民强权的坚忍不屈的精神资源。
笔者在本书第五章中已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吕赫若在作品中对传统民风民俗以及宗教信仰的挖掘，而且也指出了作者所抒发的对汉文化的依恋之情背后的良苦用心。在这一节里，笔者只想进一步强调指出，在政治皇民化艰难处境中的吕赫若，是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民间信仰和乡土田园的归依，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殖民当局的文化同化。
按照西方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划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主要指与社会的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其背景则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它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并通过官方钦定的学校教育以及正式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则是指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较为薄弱的边缘地带。小传统（民间文化形态）虽然与大传统（在社会占主导地位、并被官方大力倡导的精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它更贴近底层百姓的原始生活与本真心灵，因此，它在漫长的演化与积淀过程中，构成了一个相对自足与稳定的结构。转引自余英时：《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该文收入《内在超越之路》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93页。
以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大传统主要指官方钦定的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等。小传统则是指活跃在广大农村的、与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互为里表的民间信仰与民风民俗。它们扎根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心灵深处，当然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承传性，并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持着一定的疏离关系。但它无疑也是民族传统中最核心与最富有特色的文化成分之一，因为由民间信仰与民风民俗所构建起来的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血脉，是多少年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心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之一。我们的祖先也很早就注意到了民风民俗的极端重要性。《礼记·王制》中就有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礼记·王制》。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是采自底层百姓的民间歌谣。后世的很多朝代则设置了专门负责“采风”的官员，到各地观察和收集民风民俗，以便为统治者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而一旦遇到异族侵略的特殊关头，这些民俗与民间文化也就成为底层百姓抵抗殖民统治最有力的精神资源，成为抗拒殖民同化最坚固的堡垒。日本殖民主义者显然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几乎从占领台湾的那一天起，就采取一种殖民强权与文化同化相结合的统治政策。同时大肆毁坏台湾传统的民间庙宇，破坏民间信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民风民俗的坚决捍卫、刻意挖掘与表现，也就成为对殖民同化的最坚决的抵抗方式。
笔者发现，尽管处于殖民地的险恶环境中，吕赫若不可能在公开的报章上发表文章，倾诉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依恋与向往，但透过惟一保存下来的吕赫若自1942至1944年的日记，我们完全可以窥见到他那委婉复杂的心态，那对故国文化的深沉眷恋。1943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吕赫若记载“买了很多书”，而且都是与中国有关的，他紧接着写道：“我认为可以藉由那些书来看台湾生活。”很显然，在吕赫若看来，中国与台湾在文化传统上是完全一体的，所以才能藉由那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来了解台湾。1943年6月7日，吕赫若在日记中又记载：自己购买了《诗经》、《楚辞》、《支那史研究》等书。他还告诫自己说：“研究中国并非学问而是我的义务，是要知道自己。”《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6月7日。无论如何吕赫若的这一文化战略眼光都是令人赞赏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在海峡的那一岸，才有自己真正的文化之根。而只有充分认识了中国，才能对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有深切的了解。相反，如果对有四万万同胞的祖国大陆及几千年衍变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仅仅把文化视野局限于台湾岛本部，说得刻薄一点，可能要犯下“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而从这里可以看出，吕赫若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是有着清醒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自觉的。
笔者还发现，在吕赫若提到的那些研究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著作中，还包括一些异国人撰写的、站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审视中国古老文明的著作。这些著作可能带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但吕赫若对这类著作同样很感兴趣。例如他对美国传教士卡尔库罗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大加赞赏，佩服其对中国国民性“细致入微”的观察。他还阅读了日本作家高田直治的《支那思想之研究》。《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6月5日。这体现了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眼光。而这样一种文化反思视角，与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