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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赫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这种女性解放思想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吕赫若这里，对女性命运的现实关切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同样紧密相连。让我们首先以他笔下的翠竹作为例子加以分析：她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刚刚出嫁后丈夫就不幸死去。想不到这不仅是她人生厄运的开始，而且还成为她被某些人乃至整个社会环境所排斥和污蔑的借口。虽然翠竹不久就改嫁给了一个公司的会计，然而，想不到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先后娶过七个老婆的无耻贪婪之徒，又密谋着把翠竹作为第八个换掉，因此协同他的母亲和妹妹残酷地虐待翠竹，想着早日把她赶走。面对这一人生困境，翠竹及她的娘家人竟然毫无办法。究其原因，说到底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撇不开干系。因为在落后与野蛮的封建文化观念里，一个女人如果失掉了贞节，就意味着她的名誉乃至整个人生价值的丧失。她将在别人前永远抬不起头来，成为被人蔑视和嘲弄的对象。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一女不嫁二夫”等等，都把无形的枷锁套到了女性的头上。然而，对占据着社会统治地位和话语霸权的男人们来说，所有这些约束又统统不起作用。这种由男尊女卑所导致的道德二元论，决定了它必然转化为对女性的压迫与奴役。正像“我”在《月夜》中所感叹的那样：“我重新体认到结婚是女人一生最大的任务。如果是男人，因不幸的婚姻而过着不幸的生活虽是不争的事实，却不会像女性那样，导致自己全部生涯都破灭。至少，一次婚姻失败的男人，也有可能再度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可是，换成女性时，单是社会上与道德上的因素，似乎被认定只能有更不好的婚姻。”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那原本不属于翠竹任何过失的第一任丈夫的意外死亡，却成了她“不贞洁”的人格污点。像翠竹这样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女性，一旦婚姻发生了意外，她的整个生存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她改嫁别人，又将使其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如果改嫁后的婚姻生活仍然不能如意，那么她实际上已经别无退路。可见在整个婚姻关系中，翠竹实际上是处于多么弱势的地位。而从文本的一些描述可以看出，翠竹的家庭还是有一定势力的。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一旦发生婚变，马上就陷入到了无助的可怜境地。那么，那些比翠竹还要地位低下的贫困家庭的女孩子们，其命运将会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而翠竹的丈夫，那位公司的会计可以连续迎娶七名新娘而仍然“理直气壮”、耀武扬威，仅仅因为他是男性，可以享受着男性不受贞洁约束的特权。作恶者正是利用了传统道德的虚伪与残酷，使自己恶毒的计谋屡屡得逞。我们看到，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已经渗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潜意识里难以变更的观念之一，因此构成了一种笼罩整个社会的观念与情感氛围。
稍加分析便知，把翠竹这样一个弱女子逼上绝路的，不仅仅是翠竹的丈夫、婆婆与小姑子等“恶人”，还有翠竹的父亲、表哥等亲人。翠竹的父亲虽然非常清楚女儿在丈夫家所受到的非人道的虐待，但还是不能下定决心让女儿离开夫家，想着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软弱态度，与那个人面禽兽修好关系，这还是一种传统的男权思想在作怪；同样，虽然同为女人的母亲不可能对女儿所受到的残酷虐待无动于衷，因而坚决反对再把女儿送回夫家。但父亲一句振振有辞的斥责：“傻瓜！你到底要女儿嫁几次啊？”母亲马上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她非常清楚，丈夫的话很“在理”。女儿已经嫁过两次，这已是他们家的“耻辱”，女儿倘若再离婚，那又将怎么办？然而，母亲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恰恰是这很“在理”的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扼杀人性的主流价值观念；翠竹最后绝望地投水而企图自杀，正是她对整个人生丧失了信心、彻底绝望的一种决绝行为。她在丈夫家已经备受虐待和侮辱，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婚姻生活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但是，有过一次不幸婚姻的她已不可能再嫁。而她即使离婚回到娘家，她的父母又能否长久地给她以起码的保护呢？她以后漫长的人生将怎样生存下去？因此她试图自杀，实在是“明智”的选择。——在这里，吕赫若并不仅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哪一个人、哪一类人，更主要地是在揭示出一种精神氛围，一种无所不在的价值观念对于女性的伤害。这种价值观念，就是几千年以来人们习以为常、无法摆脱的封建礼教。
二、传统婚姻观念中的女性命运
女性的不幸命运是与婚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西蒙·波娃所说：“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上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在传统社会里，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更多地是一种生存手段。没有了婚姻，女性的生存就会陷入窘境。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作用下，女性被剥夺了起码的经济权，生活逼迫得她们只能依靠婚姻来维持生存。
吕赫若显然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揭示女性的婚姻悲剧上。前文分析过的翠竹，之所以落入到那样一种“叫天天不灵、唤地地不应”的彻底无助的可怜境地，主要还是因为不幸的婚姻。而小说《前途手记》里的淑眉，原本是个红尘女子，因为结识了姓林的富商而被收作小妾，过起了贵夫人的生活。但她虽然傍上了个“大款”，日子过得却不幸福。这不仅因为林的大太太总是以“毒蛇般的”眼神满怀敌意地瞪视着她，淑眉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不可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和舒心；更重要的是她始终未能为林怀上身孕。而在林家那样的封建家庭里，作为姨太太的淑眉倘若争得一定的地位，并最终作为“一房”太太分得一定的财产，她就必须为丈夫生养一个儿子，否则她将可能随时被遗弃，甚至被赶出家门沦为乞丐。因此，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儿子，淑眉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初，她担心自己患过梅毒的身体是否还有生育的能力，要求林允许她领一个养子，但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后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告诉她还有生育的可能，陷入绝望之中的淑眉立刻像抓住一棵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了这最后的希望。她欣喜若狂地做起了怀孕的梦，甚至完全被自己的梦想所陶醉。她的心情也随之也变得轻松美好起来，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她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好像在抚摸着“就要绽放的花苞”。但是一晃半年多的时光过去了，淑眉的肚子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她的心情有一天天阴郁哀愁起来。
尽管在理性上，淑眉对自己能否生小孩越来越丧失了信心，但她却无法摆脱自己白日梦般的幻想。过于强烈的渴望导致了其心理上的一些异常，她陷入到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为了在别人面前维持一个怀有身孕的“大肚子”形象，淑眉甚至在自己的肚子里缠了一块“折叠得非常仔细的布”。——这一细节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虎妞为了在祥子面前假装已经怀孕，干脆找来一只枕头垫在肚子前。不过虎妞那么做的目的不过是要挟祥子与她成亲，淑眉却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感：她已经无法面对自己不能生育的残酷现实，那么陶醉在白日梦般的幻想中，也就成了缓解生活焦虑的“精神胜利法”。可惜的是淑眉不具备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的“潇洒”，仅仅把白日梦般的幻想当作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淑眉比阿Q更可悲的是她不能做到彻底的自欺欺人，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分不清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她执着地要把渺茫的希望甚至是不可能的幻想转变为现实。那么在淑眉的身上呈现出心理异常的征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在报纸上报导中央山脉降雪已达四尺以上的那个寒冷的日子，淑眉卧病不起。”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可能是心脏衰弱，另外又伴随着歇斯底里的发作。”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就是心因性疾病。这是长期忧虑和高度的精神压力所造成的结果。
淑眉为了达到生育小孩的目的，真可谓是不择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孕的希望落空以后，她又怀疑不能生育的责任不在自己，而在年龄比自己大很多且到处沾花惹草的丈夫身上。为了验证这个结果，她不惜触犯“乱伦”的道德禁忌，勾引了丈夫的外甥。但当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手段都用尽而仍然无济于事之后，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