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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介入”的哲学。
二战结束后，战争的硝烟虽然消散，但战争给人留下的阴影却难于消除，心灵的创伤难以平复。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人们不禁产生一种消极悲观的感情。人们茫然不知所措，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他们开始对正义对公理表示怀疑，也失去了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摆脱这种混沌的状态。二战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又是冷战和核恐怖。战争的阴云刚驱散，冷战与核恐怖的魔影又笼罩了世界。现实的确让人感到荒谬、混乱，不可理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则要求人们正视“存在”的荒谬性，正视自己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同时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摆脱环境的影响，进行自由选择，自我设计，在自我的创造中获得自我的本质和价值。萨特给了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他给了人们摆脱失望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因此，萨特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普遍的哄鸣，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的法国风靡一时，并迅速蔓延西方世界。
1945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部第二部相继出版。同年 10月萨特在布鲁塞尔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接着萨特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现代》杂志，这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论坛。从此，“存在主义”不胫而走，风靡法国。
早在1943年，就有人把萨特的思想称作“存在主义”。最初萨特拒绝这个称号，他在一次会议上称：“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而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人们并没有理会萨特的拒绝，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后来萨特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存在主义”这一桂冠了。
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几年，也成为战后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而萨特则成了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介入”社会
从五十年代开始，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强调行动，表现为“行动的存在上义”，他不仅鼓吹“行动哲学”，而且付诸实践。他还力图将马克思义纳入他的存在主义体系。萨特一方面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超越，另一方面，他又指斥马克思主义忽视对人的研究，是“僵化”的哲学，他要用存在主义来充实马克思主义。
萨特开始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他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多次前往苏联，古巴，南斯拉夫、越南等国访问，他会见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铁托等国家元首。他参加各种集会，游行，接待广播电视记者，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说和各种声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斗争。现在萨特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在思想上，萨特日益与左派靠拢，声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虽然他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与法共产生分歧，与之长期论争。萨特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受到了陈毅的接见，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萨特和波伏瓦都表示毫无保留地称赞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回到巴黎后，萨特又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他说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不过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对萨特仍然是谈虎色变。因为他是主张“自由选择”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自由选择”是荒唐不稽的，一定要引起天下大乱。因而对萨特多持否定态度。
195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多事之秋。萨特的政治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年国际上有三件事影响到萨特的政治立场。一是法国国内选举，左派获胜，但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殖民政策：二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密秘报告，而法共却对此保持沉默；三是苏军进驻匈牙利布达佩斯。萨特从此与法共公开决裂，也明确了他的反对苏联制度的立场。萨特自认为是从左的狂热中走了出来。
1960年萨特发表了一篇长达七百页的著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部著作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把存在主义理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六十年代以后，萨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他注视着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
反对法国殖民战争
萨特一向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多次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法国政府当即派兵镇压，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而且成了法国各界关心的焦点。备派势力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场战争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应。有的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比如，加缪，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左翼文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时，就表示：“我热爱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为我的母亲而战。”这表明，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与加缪相反，萨特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多次发表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政策和暴行。1956年1月，他在一次集会发出呼吁：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1959年，萨特接受了弗郎西斯·尚松的采访，表示赞同尚松所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尚松曾主编一份地下刊物，鼓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开小差。尚松曾因这类活动而被捕入狱。1960年2月，尚松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不久，萨特联合一百二十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反战抗议书，即《一百二十一人宣言》，支持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命令。同年9月，当局对尚松联络网成员进行审讯。那时萨特正在巴西访问，正在进行审讯的军事法庭突然收到萨特来信，信中明确表示，支持联络网活动，反对殖民战争。这封信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激进的右派青年为此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枪毙萨特”。其实这封信是别人假冒萨特写的，事后，萨特接受既成事实，以自己的名望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当时有一种谣传，说是政府已经作出决定，要制裁萨特，一旦萨特回到法国，立即加以逮捕。但萨特并不害怕，他于同年的11月毅然回到巴黎，准备迎接警方的逮捕。他为自己请好了辩护律师，并安排被捕后的一切事宜。但事实上，萨特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受到指控，更没有受到逮捕和审讯。据说执政的戴高乐曾对警方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愿怎么闹就怎么闹好了，我们不要去逮捕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因为思想激进而受到路易十六的迫害，长期流亡国外。当然，戴高乐“不抓伏尔泰”主要是因为社会各方力量对政府的压力太大。
为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萨特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组织和参加游行，他多次受到警方的威胁和警告，多次收到右翼分子的恐吓信，他的寓所两次被炸，但萨特并不畏惧。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为反对殖民战争而到处奔走，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拒绝诺贝尔奖
1964年10月22日，萨特在巴黎一家餐馆正与波伏瓦在会餐。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一周之前，当他得知自己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他就曾写信给瑞典皇家学院，希望能够撤销这一决定，他在信中写道：“由于个人原因，我不想出现在可能的桂冠作家们的行列中。”萨特还表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始终怀着诚挚的敬意，他拒绝这份荣誉不应理解为对这种美好感情的亵渎。
但是瑞典皇家学院仍然按原计划颁布了授奖决定。萨特立即重申了自己的态度，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领奖，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二是他不愿意使自己隶属于某一意识形态集团，不愿跟着他们去从事分裂欧洲的活动。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举动，给舆论界带来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对他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如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就称萨特是“惯常的毁谤家和有意的辱骂者”。尤其使萨特感到痛心的是那数不清的来自穷人的信件，“他们写来折磨人的信，异口同声地要求：‘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
参加罗素国际法庭
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大举干涉北越事务，下令轰炸越南北方，镇压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战争逐渐升级。萨特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
萨特当即决定放弃前往美国的康乃尔大学讲学的计划。他本来已接受康乃尔大学的邀请，打算在那里开设论福楼拜和论哲学的系列讲座。因为越南局势的恶化，他只好放弃这一计划，他解释说：“对一个与第三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今天已不可能向政府部门申请前往美国的签证。如果他真的去美国，第三世界的人们将会谴斥他，因为他到敌人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