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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白痴》
福楼拜是萨特十分喜欢的一个作家，还是在童年的时候，萨特就对福楼拜有着浓厚的兴趣，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萨特读过多遍，其中的最后几页，他读了二十多遍，能够整段地背涌。后来萨特写作《恶心》时也颇受福楼拜的启发，在描述海港风景和人物性格方面，受了福楼拜风格的影响，甚至《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这个名子也是从福楼拜的著作中找来的。
萨特试图通过对福楼拜的研究来验证他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
早在1954年，法共理论家罗杰·伽罗蒂就曾向萨特建议，他们各写一部专著，分别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理论去分析同一个为公众所熟悉的作家，以比较两种学说的优劣。
萨特对福楼拜的研究自1959年开始，但时断时续，直到1971年才开始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家庭白痴》，这部著作共2800多页，是一部资料丰富、典籍浩瀚的传记性文艺评论巨著。在福楼拜研究中，萨特重申了他在《圣徒谢奈》中的观点：在研究个人生活时，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都有缺限。萨特认为，弗洛伊德主义揭示了个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环境的发展，但二者都不能很好地说明个人与社会的结合。应当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释一个历史人物。
这样，对萨特来说，福楼拜就成了最好的研究对象。因为福楼拜对法国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感受，同时又留下了十三卷书信集，福楼拜在书信中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心灵历程。
《家庭白痴》详细地描写了福楼拜的一生，尤其花了大量篇幅描写福楼拜的童年。福楼拜的童年非常不幸，而这不幸的根源又在于他的家庭。福楼拜的父亲是个医生，他习惯于独裁的作风，宠爱他的大儿子，决定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福楼拜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深感妒嫉。他的母亲也不喜欢他，福楼拜从小生活在没有温暖的家庭里，他被看作是“家庭中的白痴”。这使他性格十分孤僻。后来父亲又强迫他学法律，预备将来当律师。但福楼拜对法律毫无兴趣，他在巴黎考试不及格，但家庭却逼迫他第二年再考。福楼拜只能顺从，但精神上却极度压抑，终于导致精神病发作。在此后的三十年之中，福楼拜一直处在精神的病态之中。这种病态使他得以放弃律师的职业而从事文学写作。萨特认为福楼拜的精神病是一种超越，他以精神病为代价获得了自由。
萨特在研究中发现，福楼拜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两个心理特征：“歇斯底里症”和“性消极”。他把这两个心理特征都带进了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萨特认为，福楼拜是个性变态者，具有自恋癖。他童年的经历使他具有服从性，依赖性等女性特征，他是一个女性化了的男人。这种特征使福楼拜深感羞耻，而又无从摆脱。因此，福楼拜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男性化的女性，——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就是福楼拜的化身。这恰好印证了福楼拜自己所说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这样，福楼拜受压抑的变态心理在想象之中得到了发泄，精神得到了某种安慰。
在《家庭白痴》这部著作中，萨特对他在《存在与虚无》中的绝对自由说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
萨特认为，福楼拜违背父亲的意愿，不作律师而要作一个文学家，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他也不能不承担这一自由选择的后果。在写作《包法利夫人》的几年里，他遭受到许多痛苦的折磨。但是《包法利夫人》的成功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福楼拜一举成名，获得“现实主义文学之父”的美誉。萨特承认，福楼拜的选择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他所属的社会环境和全部的社会活动的产物。这就说明，福楼拜的选择仍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不是绝对自由的。这一点无疑标志着萨特思想的进步。
存在主义文学“三剑客”：
萨特加缪和波伏瓦
在介绍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的时候，不提及加缪与波伏瓦，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事实上，他们是法国最有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家。虽然他们之间有着差异和分歧，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三剑客”。
加缪 （1913—1960）
把加缪归为存在主义作家之列，在开始时，与萨特一样，加缪是十分不情愿的。“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之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都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论文，《西绪福斯的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这是 1945年 11月 15日加缪所作的声明。
声明归声明，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加缪与萨特的作品找到共同之处。人们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
1943年6月，萨特的剧本《苍蝇》在巴黎上演，彩排那天，萨特正在大厅里，突然有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自我引见，自报家门：阿尔贝·加缪。这是萨特和加缪友谊的开始。
阿尔贝·加缪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镇。那时的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他的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加缪的父亲是个农业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那时加缪不满一周岁。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加缪到了阿尔及尔。母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童年给加缪的记忆是暗淡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鼓声中长大的。而我们的历史从此就未曾断过屠杀，不正义或暴力”。他们住在贫民区里，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工作，有时帮别人做点家务，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加缪在一个教师的帮助下，考取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着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十七岁那年，加缪患了肺结核，这给他心灵留下了终身难以抹去的阴影。在后来的生涯中，他当过气象员、商店雇员、政府小职员等等。1933年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加缪很快投入了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所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1934年加缪加入法国共产党，第二年又退出。1936年加缪完成了毕业论文，他打算去教书，但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做教师的希望遂告落空。1937年加缪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北部山区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导，揭露当地少数民族的悲惨生活状况，试图引起法国政府的注意，以便改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二战爆发后，加缪打算参军，但他的健康状态不佳，入伍要求遭拒绝。但他对大战的性质是清楚的。他认为那是反动派之间的战争。面对这场残酷的战争，他说，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别太听那些人高喊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久加缪离开阿尔及尔到法国。他一面为一些报刊撰稿，一面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同时还在一家私人学校任教，给那些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犹太儿童授课。并且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一些犹太人在突尼斯寻找栖身之地。1941年法国共产党员加尔里埃尔·贝里被德国法西斯枪杀，加缪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决定参加抵抗运动。他说：“我一直觉得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我憎恨暴力，但我更恨暴力的机构。” 1942年和1943年，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相继发表，这两部著作发表后，反响很大，加缪一举成名。
二战结束后，加缪担任记者和编辑工作，同时埋头文学创作，但他仍然关心政治。1947年他谴斥法国政府对马达加斯加起义的镇压；1949年他又声援被处死刑的希腊共产党员。他表示，一个艺术家不应对时代的危机袖手旁观。不过在五十年代，加缪逐渐对政治冷淡了。
1951，加缪发表了他的《反抗者》一书。他认为，在荒诞的环境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反抗是人的本质，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存在，人性就是反抗为自己规定的意义和界限。任何一种反抗如果违反了人性，超越了界限，就失去了意义，导致了虚无主义。
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还认为，历史并无方向，也没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美好描述，不过是乌托邦幻想而已。他相信，人不能创造一个绝对完满的社会，苏联人也同样做不到，标榜共产主义不过是自欺欺人。因此，加缪认为苏联今天的一代人为明天的所谓“完满的社会”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实在是悲剧。
加缪还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善的暴力”，他激烈的谴斥苏联的“劳改集中营”制度。在加缪看来，革命往往伴随着法西斯暴力出现，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就是例证。他还嘲笑革命者对绝对抱有真诚的幻想，比如他们相信绝对的正义能够创造出和谐的天堂，但同时却又掩盖矛盾，压制一切自由。
加缪的《反抗者》受到法国作家尚松的批评。尚松指斥加缪是一个“消极的无神论者”。加缪对此大为不满，并加以反驳，而且把矛头指向了萨特。萨特认为加缪对尚松的态度武断粗暴，采取了警察的方式。加缪则讽刺萨特“从不设法提出什么奏效的东西，却总是把座椅放在历史的方向上”。又指斥萨特对苏联的“反人道行为”不作出任何批评。
萨特发表了长文《致加缪书》，与加缪进行辩论。萨特否定了加缪关于历史无方向、无意义的观点。至于苏联的集中营问题，萨特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他并非没有注意到苏联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他写道，“您声称我从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