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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写呢？陈映真的艺术处理是，把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盲目西化的本质特点，化为老莫、罗大头、唐倩的血肉之躯，而后又用他们各自的容貌、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以及心理变化一一表现出来；同时，又借助于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像老莫的“杀婴负罪意识”，罗大头的妒嫉而“男性无能”等，还借助于唐倩的亲身体验，像他们的虚伪性，揭露并批判了他们。陈映真还巧妙地选取了类似试婚那样的一些典型的细节，生发开去，加以嘲弄，让他们个个丑态百出。
当时，这样的《唐倩的喜剧》一刊出，立即就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在茶余饭后的交谈中，人们都议论纷纷，有滋有味地指点着生活中的某某酷似小说中的某一个，等等。可见，这样艺术地经由典型法则“拼凑”起来的角色，影响确实很大。怪不得，《唐倩的喜剧》在1967年1月的《文学季刊》第2期上发表时，陈映真还写上一个附记，一再强调，这是虚构的故事，即使与某人某事有相同之处，也仅仅是偶合，作者概不负责。
这一点，和陈映真同时代的齐益寿就有深切的感受。他说，他最有印象的，是陈映真在《文学季刊》这个阶段，那篇描写当时大学思想界的小说《唐倩的喜剧》。当时的台湾大学生和一般青年，在思想上大致受两派的影响最大：一派是存在主义，一派是逻辑实证论。齐益寿说，他个人受当时风潮的冲击，不免也要赶时髦。那时候，这两派思想被认为是最尖端的东西，大家对它们几乎都没有批判能力。当他看到陈映真对这两派思想人物那种做作浮夸所作的嘲讽，不禁大吃一惊，不禁拍案叫绝。由此，齐益寿就认为，陈映真的思想成熟得相当早，至少在《文学季刊》的时候已经非常成熟。陈映真恐怕也是从这个思潮过来的，但又是很早能作出正确深刻批判的一个人。齐益寿还说，小说中，陈映真借唐倩这个女孩周旋于两派教主之间，而对那些人加以讽刺，最后对“去去去，去美国”的唐倩也挖苦得相当厉害，他个人觉得非常佩服《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台湾文艺》，1979年12月，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54—155页。。徐复观也称赞说，陈映真“在《唐倩的喜剧》中，把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也用简净的笔墨，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假定不是经过彻底了解、彻底反省，把包装上的浮烟瘴气，洗涤得干干净净，是决做不到的。”徐复观不无惊叹地说，“映真写这篇小说时大概只有二十多岁，我不了解他如何便有这种学养。”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2页。胡秋原也深刻指出，“唐倩是谁？她不仅代表台北读书界、文化界，她代表一百多年的中国！”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8页。这也就是说，唐倩代表了一百多年持有那种全盘西化态度的人！胡秋原更指出：
现在，乔治？H。D。周的时代并未过去……同③。
确实，《唐倩的喜剧》在发表近四十年之后，对中国，其中包括对大陆的知识界，仍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在民族分裂下的中华民族的乡愁。
前面已经谈到，在《试论陈映真》那篇文章里，他自己认为，从题材上看，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于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的和本地的中国人之间的人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0页。。他写的三十六篇小说中就有二十一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占了他创作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三，这足以“显示”他对这方面问题的“兴趣和关怀”。自然，这二十一篇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一类是，用很少的文字谈到有关的状况。
比如，《最后的夏日》提到，郑介禾兄弟俩跟着舅舅来台湾，如今舅舅死了，郑介禾该照顾弟弟了。《乡村的教师》、《山路》谈到吴锦翔、蔡千惠关注祖国大陆的动态。《铃珰花》只有一段文字：“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赵南栋》则写了宋蓉萱和赵庆云在抗日烽火中相识相知相爱，而后双双来到台湾，而后被捕、判刑，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徒刑。
还有一类是，把“乡愁”写成作品的内容之一。
比如，《猫它们的祖母》、《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夜雾》和《忠孝公园》等。
至于另一类，共有九篇小说，就主要是写这方面内容了。
比如，《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累累》和《归乡》等，都是。
陈映真之所以如此热心书写这方面的问题，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结。在《中华杂志》、中华合唱团和夏潮联谊会召集的民主统一运动座谈会上，他深情地说：
对我来说，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热爱的祖国。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37页。
他还说：“从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展望看，中国统一，主观上是必要，客观上也必然。”他“祈祷并且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内部的因政治与权力所带来的挫伤，批判外部帝国主义加着于我们的压迫，让祖国再度统一起来，让民族重新团结起来”同①。。
所以，在这一部分作品里，陈映真写了中华民族的乡愁，写出了一些中国人无“根”的痛苦。
陈映真表现了在台湾的大陆人的痛苦的回忆，以及钻心一般的思念。“他们将想起那些战乱的岁月、那些像虫豸一般的低贱的生命、那些离乱的梦魇了。”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1页。你看那个鲁排长，望着公路边远远近近的山，“悠悠地想到故乡的小姊姊的山；想到一望无垠的高粱美地；想到那一丝好似海市蜃楼般的绽青绽青的线的很是不安定的起伏。这起伏又使他想到留在故乡的女人：那个苍惶而痛苦的女人。他突然地寂寞起来”同③，第55页。。陈映真还把这种回忆、这种思念比喻为哗哗地流淌的水声，说是“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物，在里边儿哗哗地流着……”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38页。于是，读小说，人们真能感觉到，这声音，声声都在撞击自己的心扉。自然，这痛苦之最，还是那无“根”的折磨。那时候，这一大批流落到台湾的大陆人，时时都感觉到自己是在“漂浮”，是“一种生命的波动使他们漂浮着，暮夏的阳光叫他们漂着，浮沉着”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3页。。他们都觉得，树有一种快乐，那是它从发芽就扎根在泥土里，往上抽芽，自然地成长；但是，这些漂浮的人们自己却没有树的快乐，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被剪除的树枝，北风一吹，太阳一照，迟早要枯萎的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40页。。陈映真这样写他们没有立足之地的“漂浮”，写他们那种将要“枯萎”的树枝一般的感受，是一种挣扎中的无望，一种无奈里的浓浓的乡愁。这让人们感到，在民族分裂的状况下，它已经不是人们的一己的悲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了。
其实，这种无“根”的乡愁，不仅漂泊在台湾的大陆人有，居住在台湾的本地人也有。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五十年，当年的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留下的恶果之一就是，至今在台湾还有一些人，对中国根的认同还有困惑和犹疑。《忠孝公园》里的那个林标，不就是痛苦地发出了“我是谁？我是谁？”的质疑吗？
于是，有一些大陆人，台湾人，为了突破这种生活的闷局，就把自己放逐了，开始了漂泊世界的生涯。於梨华1967年写《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聂华苓1971年写《桑青与桃红》，还有不少作家的许许多多的小说或者别的什么文学作品，都是这种放逐自己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结果，在一些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里，这几乎成了一个当代意义上的叙事母题。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又是陈映真，早于他们，早于许多作家，在1961年5月就发表了《那么衰老的眼泪》，讲述了这个母题的故事。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叙事母题的写作上，陈映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来看，徐复观称赞陈映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