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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陈映真创作的小说，都用“伊”作为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伊”是吴方言的词语，《太仓州志》里有记载：“吴语，指人曰伊。”后来又发展为“彼”、“他”的意思。五四白话文运动初期，江浙一带的作家曾作“她”用，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陈映真曾经亲自告诉我：读鲁迅的小说，很喜欢先生所用的“伊”，用在他的创作中，他自觉别有一番韵味。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语言文字的运用，确实有一种割不断的血肉联系。读着陈映真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伊”，我们心里真的会油然而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触。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七、理想与嘲讽——读《唐倩的喜剧》和其他
六六年，他写了《最后的夏日》（发表于同年的《哦，苏珊娜！》事实上是写于服役的1960年顷）；六七年，他写《唐倩的喜剧》和《第一件差事》，六八年被捕前不久，他发表《六月里的玫瑰花》，都明显地脱却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实甚明显。——许南村（许南村：《后街》。）
在《试论陈映真》一文里，陈映真说到了自己在1966年前后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
第一，他认为，1961年到1965年他投稿于《现代文学》的时期，“可以看见他向着一个新风格过渡的痕迹”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9页。。
第二，1966年，他开始寄稿于《文学季刊》，“此后他的风格有了突兀的改变”同①。。这种创作风格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同①。。“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当陈映真开始嘲弄，开始用理智去凝视的时候，他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和他所处的世界对决。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这时期的他的作品，也就较少有早期那种阴柔纤细的风貌。”同①，第9—10页。
二是，创作视野更加宽阔了。“他的问题意识也显得更为鲜明，而他的容量也显得更加辽阔了。”同①，第10页。
第三，这种创作风格的改变“只是个开端”同⑤。，“只是一个摸索和实验的阶段”，“只能说陈映真从1959年到1965年漫长的忧悒的时代突破而出”同⑤。。
第四，正因为这种创作风格刚刚开始转变，“任何过早的评价都恐怕不容易正确的罢”同⑤。。
陈映真的这段自我评论，是符合他创作的实际的。
他的创作风格开始改变的标志性作品，就是《唐倩的喜剧》。
就这个问题，我谈三点看法。
（一）
《唐倩的喜剧》的特色是批判与嘲讽。
小说以女主人公唐倩的恋爱、试婚、结婚为线索，揭示的是唐倩以及她所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台湾读书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
唐倩是一个娟好的有些肉感的那种女子，她以敢于露骨地描写男女床笫之欢的小说而成名。当存在主义在台湾风行的时候，她毅然告别了旧日的情人、一个矮小的诗人于舟，狂热地成为存在主义思潮领头人老莫的忠实信徒，又迅速地和老莫公开试婚。一年零五个月之后，新实证主义取代了存在主义在读书界的“领军”地位，唐倩又紧追新实证主义的理论家、某大学哲学系外号叫作罗大头的助教罗仲其，并公开宣布和他同居。时间不长，这位罗大头的夸夸其谈的理论，就露了馅，竟然连自己和唐倩之间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罗大头陷入了焦躁、恐惧、偏执的境地，最后自杀了。沉默了一年之后，唐倩看上了留学美国的工程学硕士、工程师乔治？H。D。周；即周宏达。她千方百计地讨好周宏达，似乎既不看重他的学位，也不在乎他有没有钱，而是贪恋那西方的世界。于是，一切按照唐倩的精心设计在进行。她和周宏达订婚，结婚，一同飞往美国。第二年春天，消息传来，唐倩离了婚，又嫁给了美国一家巨大的军火公司主持高级研究机构的物理学博士。唐倩、胖子老莫、罗大头和乔治？H。D。周，就是陈映真在小说里塑造的四个艺术形象，他借此以表达了自己对追慕西化的社会思潮的人物的批判与嘲讽。这种批判与嘲讽，都由各不同的人物形象来艺术地加以表现。即使用上某些概念、某种道理、某种理论，也都融为人物形象的血肉的一部分了。
你看，当着存在主义像热风一样流行的时候，在一次沙龙式的聚会上，唐倩被胖子老莫的专题报告《沙特的人道主义》所征服了。胖子老莫首先愤愤地指出，当今许多人都错误地把存在主义看做悲观的、冷酷无情而且绝望的东西，其实，沙特派的存在主义是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沙特认为：除了人自己的世界，是没有什么别的世界存在的。这世界上没有审判者，惟有人他自己的存在……”陈映真：《唐倩的喜剧》。《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89页。写到这里，陈映真的生花妙笔是，就在这个胖子老莫讲话的时候，任听众传阅他带来了原版书上所印的沙特的照相。也就在此时此刻，唐倩第一次瞻仰了这位大师的风采。顿时，唐倩觉得写诗的于舟“太没味道了”同①。。会后，她果断地写信，约胖子老莫见面。再度见面，彼此都惊诧不已。唐倩的精心打扮，鹅黄色的旗袍、肉感的媚态，着实给了老莫莫大的蛊惑。而老莫穿着一件粗纹的西装上衣，戴着一架圆框的老式眼镜，看来苍老许多。眼看要大失所望了，唐倩猛然想起沙特的长相。她想，至少老莫那对富泰的耳朵，倒是蛮像沙特的。再次相见，话题自然是继续谈论“沙特的人道主义”，老莫纵横上下地批驳着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和无神论的存在主义。知识贫乏而又虚荣的唐倩，竟然盲目地全盘接受，丝毫也没有发现老莫的不可自圆其说、自相矛盾的言论。比如，老莫一边说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真髓是“人务必为他自己作主；在不间断的追索中，体现为真正的人”同①，第90页。。同时又宣扬“人”的不自主性，“我们被委弃到这个世界上来”，“注定了要老死在这个不快乐的地上”同③。。于是，唐倩有了一个“了不起的跃进”同①，第92页。。在言谈中，她不时地使用着像“存在”，“自我超越”，“介入”，“绝望”，“惧怕”，等等字眼儿；在穿着上，按着老莫介绍的新的标示知识分子的制服，宽松的粗毛衣、妥帖的尼龙长裤，外架一副宽边的太阳眼镜；在肢体动作上，模仿着老莫的模样，比如，香烟，是要用拇指和食指拿着，等等。其实，她的悲剧就在于，她自以为掌握了老莫的存在主义的真谛，而且为自己的形式主义的皮毛式的模仿而春风得意。
老莫和唐倩的另一件“盛事”，是他俩公开宣布试婚。在那读书界看来，这既是柏特兰？罗素性解放试婚说的伟大实践，又是效仿沙特和西蒙？德？波娃之间的“伴侣婚姻”，这就进一步奠定了老莫“作为存在主义的教主的身价”，也确定了唐倩“成为他的美丽的使徒的地位”。陈映真：《唐倩的喜剧》。《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93页。
看陈映真这样写，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体嘲讽与整体嘲讽相结合的手法，的确增添了作品的闹剧色彩，可以收到很好的讽刺效果。所谓个体嘲讽，是指，陈映真在叙述描写语言中，会在不经意中夹杂一两句嘲讽的话语，如：“这些个在逛窑子的时候能免于一种猥琐感的性的解放论者，立刻热烈地拥护了唐倩和老莫公开同居的事。”同①，第92页。这样写，伪善的面孔就被一语道破了。所谓整体嘲讽，是指，陈映真择取了一些看来彼此不搭界的，但是又有某种可能联系的故事，运用组合了的句子，整体地营造了喜剧效果，从而达到嘲讽的目的。比如，据老莫说，“他曾长年寄居在他的姨妈家，‘受了长久的基督教的捆绑’。他在他的青春觉醒了的年代，狂热地恋爱了他的姨表妹，却因他的孤苦猖狂，遭了姨妈的反对。”同①，第93页。这件事和他信奉存在主义有什么关系呢？小说就写了：
“我从此发现了基督教的伪善。”他对一个大学刊物的记者说，“那次的恋情是激烈的。我曾经两夜三天长跪在伊的窗前。”他笑起来，他只有在发笑的时候才是充满感情的。他接着说：“这一次的失恋，使我打破了与肉体游离的、前期浪漫主义的恋爱观。”
“这样看起来，”记者说，“你之走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