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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① 《千金要方·七窍病》。
① 《千金翼方·妇人》。
断法还须会在临床上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①。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②。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① 《千金要方·平脉》。
② 《千金翼方·药录纂要》。
第十六章吕才傅奕第一节吕才蜚声乐坛，博学多能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6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6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128 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列将一起上前祝贺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②于是群臣皆称万岁。
吕才亲自教练而成的《九功舞》、《七德舞》获得了成功。自此，每年元旦、冬至朝会庆贺时，两舞都在廷中演奏，成为唐初的名舞。这表现了吕才的精湛技艺与卓越才识。不久他又被擢为太常博士。
贞观十七年（643）前后，唐太宗计划亲征高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事先特命吕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博学多才的吕才对四方疆域①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 《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唐会要》卷三三《庆善乐》。
② 《唐会要》卷三三；《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
及阵法也很精通，所绘制的地图及阵法图“皆称旨”，因摧授太常丞。
显庆年间（656—660），唐高宗以为有名的古琴曲《白雪》至唐时似已绝迹，遂命太常增修旧曲。不久，吕才上《进白雪歌奏》，以他在音律的渊博学识，对《白雪》琴曲的原始本末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白雪》琴曲“未宜和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楚国宋玉以来千余年，未有能歌《白雪》曲的人。尽管湮废已达千年之久，这位精通音律的学者仍“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吕才在考察古今的乐府时发现，凡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于是又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经过演习证明，“并皆合韵”。高宗十分高兴，又作了《白雪歌辞》十六首，交付太常，以编于乐府。
吕才还参与编修工作，曾与右仆射高士廉等人奉诏共同编修《文思博要》，全书1200 卷，目录12 卷。他还精通谱牒，与中书令许敬宗等人撰成显庆《姓氏录》，全书200 卷，重新品定氏族门第的高下。后来右监门长史苏敬上奏高宗，说陶弘景所撰《本草》药书，“事多舛谬”，于是高宗又诏命吕才与中书令许敬宗等官员及诸名医，增损旧本，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定。经过刊正以后，改正了旧书的舛谬，并图合成54 卷，“大行于代”，可见，吕才在医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另外，吕才还精通史学，自撰《隋记》20 卷，流传于当时。
无神论思想吕才的博学多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无神论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到他所奉命刊正削存的阴阳书中。
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掺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唯心论与神学的思想体系。传世的阴阳书，荒诞怪迂，甚至连唐太宗也不能容忍，称所传阴阳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于是命吕才及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
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①。吕才的无神论思想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并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他批驳了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体系。
尽管吕才刊正削存的百余卷阴阳书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并诏颁天下，但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仅存《叙宅经》、《叙禄命》及《叙葬书》三篇残文。
在《叙宅经》篇中，吕才首先援引《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至殷、周时，始有卜宅以定吉凶的说法。师巫“更加五姓之说”。五姓是指宫、商、角、徵、羽等，认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以此为法”。可见，《宅经》的有神论思想在于“五姓之说”。因此，吕才重点揭露与批判了五姓之说的虚妄。
首先，吕才指出五姓“配属”方法是自相矛盾的。他说：“至如张、王① 《新唐书》卷一○七《吕才传》。
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以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他从矛盾律原理出发，指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