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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更多。第一，关于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很少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
关于人物和事件的专门研究。第二，１５ 世纪的原始资料，不像 １６ 世纪那么
丰富多样，因为要到 １６ 世纪，官员和文人在生前出版他们的文集（包括书信、
奏议、散文和政治论文）的事才变得普遍。事实上，１５ 世纪官员的许多重要
奏议和著作集到 １６ 世纪或 １７ 世纪初才出版，而这些文集也不像后来的文集
那么卷帙浩繁与丰富多彩。因此，历史学者不得不从实录中保存的资料和基
于朝廷档案的正史中汲取大量材料。
本章所包括的三朝的实录，并不特别可靠，因为它们是在李贤（１４０８—
１４６６ 年）的指导下修纂的，而此人曾直接卷入这三朝的政治斗争。他在 １４５１
年支持过于谦，但在 １４５７ 年复辟后又设法做了大官。主编彭时（１４０６—１４７５
年）是李贤的同事，在 １４５０ 至 １４６４ 年间也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但是，在
缺乏其他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者别无办法，只有在使用这一资料时考
虑到编者的偏见。
有数量不多的论著和专题论文专门论述这个时期的事件或人物。牟复礼
在《１４４９ 年的土木之变》中重新描述了土木事件的详情，傅吾康的《于谦：
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 年》①接着描述了此后朝中发生的事情。
①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
年 6 月），第 32—76 页：4，6（1981 年 12 月），第 130—140 页。
菲利普？德希尔论述景泰时期和复辟的著作，②对头两朝的一般政治史到英宗
１４５７ 年的复辟作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三种研究合起来对到 １４５８ 年为止的这
段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面介绍。关于英宗复辟时期，几
乎没有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司律思和 Ｄ．法夸尔研究了这个时期明帝国对待蒙古人和瓦剌人的历
史。司律思对明代蒙古人的综合研究，包含关于 １５ 世纪中蒙关系的很有价值
的资料，并成为这个课题最好的第二手资料。③法夸尔的《瓦剌－中国的纳贡
关系，１４０８—１４４６ 年》④论述了 １５ 世纪初瓦剌人在也先领导下的崛起和这个
时期他们与明朝的关系。
６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１４６５—１５０５ 年
作者 牟复礼
述及 １５ 世纪下半叶的资料和现代研究成果，也许比陈学霖教授的从 １３９８
年至 １４３５ 年的那一章中所使用的更加少些。他在他的书目注释中引证的学术
著作，有些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中有黄章健的几种关于明代制度的研究，
现在收入他的《明清史研究丛考》（１９７７ 年）；吴缉华的论制度和社会经济
史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四卷研究论文集，引用时作吴（１９７０ 年）和吴（１９７１
年）；和黄开华的《明史论集》（香港，１９７２ 年）。对这些新近作者的著作，
还可以加上苏同炳的《明史偶笔》（台北，１９７０ 年），特别是第一篇论明代
尚书的权力。
特别有用的是王毓铨的研究，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莱芜集》（北京，
１９８３ 年）中论明朝机构和经济问题的几篇文章。我还要感谢王教授作为一位
博学的学者在他从 １９８１ 至 １９８３ 年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交往中在明史的各方面
所提出的建议，当时这本书即将完稿。
孟森（１８６７—１９３７ 年）的《明代史》（１９５７ 年）受到人们的赞誉，实际
上这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的抄本。这本书永远
激励人们去对明史作出解释；本章一般说来受惠于它，尽管在脚注中没有提
到。
明史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与北方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关系。尽管
这个题目在第 ８ 卷（即将出版）中将有更充分的论述，在写作本章时，已故
司律思的著作是用得最广泛的。这些著作是：《（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
贡制度和外交使节，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年》（布鲁塞尔，１９６７ 年）；《大元可汗后
裔系谱》（海牙，１９５８ 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布鲁塞尔，１９５５
年）。对这个题目更新近的研究成果，有莫里斯？罗塞比的著作，包括《明
人传记词典》中几个亚洲内陆人的传记；他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国与哈密和
亚洲内陆的关系，１４０４—１５１３ 年》（哥伦比亚大学，１９７０ 年）；和《１３６８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纽约，１９７５ 年）。本章也深受阿瑟？Ｎ．沃尔德伦的
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论文《长城的问题》，《哈佛亚洲研究杂志》，２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第 ６４３—６６３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16—319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59—865 页。
④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90—691 页。
关于 １５ 世纪后期的政治辩论，我十分仰仗朱鸿林最近的博士论文《丘濬
（１４２１—１４９５ 年）与〈大学衍义补〉：１５ 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安阿伯，
１９８３ 年）。朱博士范围广泛的书目提供了这个领域的完善的见识。
尽管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但本章对它们的
倚赖不大，因为在这里没有进入这些领域的必要。在现代西方学者中，凡是
研究明代的人都特别受惠于傅吾康和贺凯；他们的权威参考书和其他著作自
始至终被使用，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具体地引证。
本章照例依靠这样一些传统资料如《明实录》、《明史》和几种专史或
编年史如夏燮的《明通鉴》（１８３７ 年）。尽管在 １５ 世纪后期，官吏、学者
或文人的私家著作集开始多起来，但这里没有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还没
有人这样做。中国史的这个时期，等待着人们对传统资料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７ 正德时期，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８ 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
作者 盖杰民
关于正德和嘉靖两朝的政治史，没有很多中文、日文或西文的第二手研
究成果。最时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少数几个题目：葡萄牙人的到来，大礼之
争，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海盗入侵，以及几个杰出政治家的经历。有关其他题
目的资料，则必须参考当时的文献和 １６ 世纪至 １９ 世纪的中国传统研究成果。
夏燮的《明通鉴》对研究正德、嘉靖两朝的历史特别有用，因为当他编
纂是书时，手边有这两朝实录的抄本。他在考异中解决了正史、别史和实录
在日期和数字上存在的许多不一致。
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
阿谀的画像。这是由于两个特殊情况。第一，继他为帝的他的堂弟，蔑视他
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愿在正式记录中对此有所遮掩。第二，替他修纂实录的
官员曾在他的统治下任职，曾身受其害。因此，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
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黄云眉在他的《明史考证》中指出，皇帝在
１５１４ 年大火之夜所说的话，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保存在实录里的。①关于皇帝
私生活的主要记述都集中在毛奇龄的《武宗外纪》（２．６．４）里，便于检索。
谢蕡（１５２１ 年进士）的《后鉴录》是研究正德时期历史的特别有价值的
资料。当谢蕡在 １６ 世纪 ２０ 年代初任礼科给事中时，他从刑部档案中抄录了
正德朝几个主要案件的审讯报告（刘瑾案，安化王谋反案，宁王叛逆案）。
《后鉴录》包含有实录或后来的记述中所没有的材料。例如，对刘瑾的控告
说他在 １５１０ 年被捕时是 ５８ 岁（６０ 虚岁），这就可以把他尚未确定的生年，
定在 １４５２ 年前后。由于 １６ 世纪初的档案材料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这部著
作在确实和详尽上都是特别有价值的资料。①
江左文的文章《明武宗三行宣府大同记》详细列出了这个皇帝的宣府大
同之行的年表，并对实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一个方便的索引。①王世贞的《中
①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 年），第 149—168 页。本文作者感
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①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 163—165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74—479 页。
官考》（２．２．６）汇集了实录中所有有关太监活动的主要章节。
有关这两朝的另一种重要资料是杨廷和的日记，它远比实录和其他官方
记载详尽。日记的时间为 １５０７—１５２３ 年，即从杨廷和任首辅起，到被撤职止，
日记收在 １６０７ 年版的杨廷和文集《杨文忠三录》中，题为《视草余录》
（５．５．３５）。它对 １５２１ 年正德帝死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和 １６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杨廷和与嘉靖帝之间的对抗作了最详细的记述。它还包含许多有关正德帝的
个性和朝廷的轶事。从杨廷和的记述可以看出，正德帝的最后几年几乎常醉
不醒，甚至在决定国家大事时也是这样，而他身边的太监对此毫不在意。
嘉靖朝的实录符合帝国的编史标准，皇帝生活中的一些特别希奇古怪的
插曲（像 １５４２ 年的行刺企图）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沈德符的《野获编》
（４．１．５）收集了嘉靖帝和他朝中的轶事，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个性与性格中较
有见识的一面。我在许多地方仰仗沈著所提供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