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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
他的出身确实是“被压迫群众”中最贫苦的阶层。他的教育程度太平平
了，因此他和传统的统治阶层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们使
他相信，以公元前 ３ 世纪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为榜样（汉高祖的出身虽然不像
朱元璋那样低下，但他可以成为很近似的榜样），他也可以成为一位圣明之
君。朱元璋在这些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标准的圣明之君，这表明他非常勤奋
好学，颇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团顾问们真心实意地引导他向这方面发展，这
显示了他们是信奉开放社会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时的历史学家们指责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阶级出身，
因为他背弃了促使他发迹的民间秘密宗教教义。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妨
碍把叛乱变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教义的改变进行得很小心
谨慎，因为他认识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军人随从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
的某些地区的民众中间是有份量的。可是，他渐渐地能够搞起妥协折衷来了。
到了他实际上建立新王朝的时候，他能够公然斥责红巾军的思想意识是煽惑
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异端。然而，直到他临死他都一直骄傲地谈及和写到他
来自充满天灾人祸的淮河地区而作为贫农儿子的卑微出身，最后他对只知道
过精英阶层那种悠闲自在生活的人表现了越来越多的蔑视，甚至还表示愤
慨。可是，从 １３５５ 年渡江到 １３６７ 年末建立新王朝时为止的这些年中，他表
现为一个孜孜不倦和心胸开朗的好学之士，不断地开拓着他的视野。
那个时期的军事方面的历史将在下一章详加描述。保证他的早期国家能
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军事任务左右了那些年的岁月。朱元璋建立了开创一个
新王朝所需要的一整套政府制度。这一章结束时将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步
骤。
据认为，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
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从早在 １３５４ 年起及其以后
的年代就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
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这些传说受到了挑战。①人们认为它
们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所添枝加叶的结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历史学家所提
出的一种观点，以显示天命的正确作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从原则上说来，天命应该归于那个最能体现以同情心治国这种理想的争夺王
位者。朱元璋的仁慈无疑地被后来的说教夸大了。可是，他最早的一些文人
①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特别应看王氏在第 30—31、38、44—45 和 53—54 页的评注。
顾问们，从 １３５４ 年的李善长和 １３５５ 年的陶安起，经常给他讲授这种道理。
这可能在促使他重视安置普通农民的生活中起过某些作用。特别是在他最初
的年代中，他尽力创造一个未来的贤明统治者的形象：减免战祸地区的赋税；
惩罚他自己军队中的掠夺者；以及和奖赏自己队伍中的追随者一样，也嘉奖
为元王朝忠诚无私地效劳的人员。不管准确与否，他能够以这样的形象同蒙
古官员们，同他的大部分对手的放纵恣肆行为，或者从最好的方面说是不关
心人民疾苦的行为，构成鲜明的对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为他的敌人服务过的人所表现的忠诚的优秀品质。
他从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战，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个时代应
该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可是，当敌人的军事领袖因抵抗他的部队而殉职时，
或者当平民被俘后自裁而不是顺从他时，他对这些人都葬之以礼，甚至往往
建祠作为纪念。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个社会地
方精英之间的鸿沟。这种政策当然是他的文人顾问们劝他实行的，而他以自
命不凡地把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采用这种政策。
曾经有人强调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间宗教领袖们的教义，即至
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粗俗的迷信。①可是，他并不与大批食客分手：
这些人都装扮成受人尊敬的预言家、成功的法术师、疯疯癫癫的和尚和另外
一些平凡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
助的味道。这种情况在他的文人顾问和士大夫的圈子中引起了问题，因为他
们宁肯与所有异端邪说更明确地决裂。由于他凭他的直觉处理了这种问题，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对群众心理的了
解是有比别人高明之处。
朱元璋最后同红巾军宋王朝的决裂时间要比他的学者－顾问们所建议的
时间晚得多。１３６３ 年，朱元璋专心致志于对他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的即将到
来的最后战役作准备。２ 月份，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敌人张士诚派遣一支讨
伐部队来攻打安徽西部的安丰。此地是韩林儿和宋王朝出谋划策者刘福通的
大本营。这对作为北翼红巾军最后残余的忠实保护者朱元璋来说是加倍为难
的事情，因为那时他的战线是拉得太长了。不顾他的战略和治国论的主要学
者－顾问刘基（１３１１—１３７５ 年）的严厉劝告，他还是派出一部分野战军并亲
自（由徐达去打头阵）带领前往救援韩林儿。根据大多数材料，刘福通被张
士诚的军队俘获和杀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过南京以西的长江，把小明王
的宋朝廷迁往滁州：现在在军事上已无足轻重的红巾军朝廷能够在这里平平
安安地苟延日子了。
这次牵制性军事行动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他的敌人的错误在于没有更
好地利用它。可是，当朱元璋正在受到南翼红巾军的挑战时，这次牵制性战
役对保证朱元璋的军事领袖们的顺从来说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时期的
哥儿们也认为必须捍卫他们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旧奉宋国家龙凤年号
的正朔，一直到韩林儿在 １３６７ 年 １ 月过长江被淹死时为止，按照旧历这时是
前一年的腊月。但是，虽然朱元璋有此机会能够解除他长期和小明王及其已
消失的权利这些旧形式的联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为“明”
① 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 年），第 65—102
页，以及《明太祖的兴起：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
（1975 年），第 679—715 页。
朝。这个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没有彻底割断与教派教义的所有联系。
整个地说，我们看到了从对民间文化的亲近过渡到对伟大传统的亲近这
一转变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难，也看到了朱元璋通过有些曲折的羊肠小径从
此端走到彼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巧。叛乱分子中他的对手们没有一个能以同
样的机敏来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纪第一》包括 １３６８ 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
了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和 ６０ 年代在创建南京（１３５６ 年改名应天）政府的过程
中所采取的步骤。他在那时就开始宣称天命已改，或许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
１３５６ 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①
在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庙号，这是中国历史编纂
学的泛常用语。其余说法则有严重失误。“行省”一词是用于元代省一级文
官政府的行政机构。引文中这一个行省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江南”泛指
长江下游地区，它不是元朝一个行省的名称。朱元璋的南京根据地只管辖长
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时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省（包
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几个县。这个新的叛乱行省
被雄心勃勃地称为江南，它是北方红巾叛军在 １３５６ 年到 １３５９ 年之间所建五
个省中的一个；这五个行省是他们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丰（在今安
徽）、或者以开封为首都时向外扩展的领土。从那个叛乱的宋政府的观点来
看，朱元璋不过是他们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级领袖之一；他最初
被任命为副元帅，后来被提升为行中书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为吴公，
就不会要诸将来推举他，而是由宋的叛军首都来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
１３６１ 年实际发生的那样。 ①
总而言之，这个新的行省还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预见到天命将归属于他
的未来皇帝所控制的独立的叛军基地。它此时仍然是后来被弄得名誉扫地的
秘密教派叛乱运动——朱元璋就是从它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权力的——的一
部分。可是，朱元璋清清楚楚地是那里正在兴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 １３５８
年中那样清除了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师郭子兴的诸子和女
婿，宋叛乱政权就逐渐承认了他的地区性领导地位和默认了他的主动行动。
当宋政权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刘福通一起在 １３５９ 年末
被察罕帖木儿赶出开封并逃回安丰时，北方红巾军叛乱的权力马上衰落了下
来，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资源各顾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
外，没有一个行省熬过了 １３６２ 年。逐渐地，朱元璋在事实上取得了多数传统
史料过早地认为属于他的地位。
当朱元璋在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逐渐地变成了南京舞台上的主人翁时，尽管
我们对这一历史记载有各种怀疑，但仍应该得出结论说，他是地区性叛乱领
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