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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收到张国焘来电直摇头，自言自语说，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啦，实际上是要南下。
其实，张国焘编造的理由并不能成立。毛泽东知道，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是噶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棵，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更况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这两点理由怎么能自圆其说？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找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战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北向，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地区会台，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焦，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于是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昌浩、向前九月八日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真动了一番脑筋，颇费一番心思，因此措词极为考究。电报有五层意思，但终其一点，是希望张国焘率右路军赶快北上。
电报的第一层意思强调由于一军打开包座，已扫清北进通道，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氓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肃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是否能此行动，向张国焘指示，因为他是红军总政委。言词恳切，态度诚挚，希望部队北上的一颗红心，仿佛在电报的字里行间跳动。“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何其急迫！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电报的第二层意思是说明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进的意见。“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洛甫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实际上这些话的后面已经否定了南进的主张，因在过去张国焘参加的若干次会上，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都分析过北上、西进或南下的利弊，几乎都一致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所谓交换意见，不过是一个缓冲，是争取张国焘改变态度的一种变相说法。毛泽东、洛甫这两个在党内军内负有要职的人物，这时不得不以此姿态，表示要同张国焘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军内争端。因为毛泽东、洛甫知道，张国焘对他俩的印象不好，他俩不可“锋芒毕露”，让张国焘更加反感，在这非常时期，团结高于一切。忍让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的第三层意思，把周恩来抬出来。说周恩来坚持北进：“周意北进便有出路”。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第四层意思，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说团结的重要，说不愿分散主力，要让左右两路军并肩前进，并直截了当分析了当前的战略方向，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是否容易接受北上的主张呢？
电报的第五层意思，意在说明迫不得已之时，才实行下策，即右路军南下与左路军一道。但笔锋马上一转，“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这仍然是北进的去向，终希望左路军北上。
看来，毛泽东等人在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在拟定一份电报时，也是煞费一番苦心了。
十一、草地“设宴”
毛泽东深夜请彭德怀吃羊下水
铁了心坚持南下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抗衡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电报，不为电报上中恳的言辞所动。因为他早有自己的打算，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欲避免大的斗争，保存自己的实力，偏安一隅，暂时作个“西南王”，然后窥测革命潮流的动向而取决自己的行动与归宿。。
张国焘认真分析了一下电报的内容，措词虽然婉婉转转，但明劝暗催，还不是要我放弃南下的打算，和毛、周、张、博一道北上。不管是毛泽东、洛甫的意见也好，周恩来的主张也好，无非是抬出来压我，要我张国焘就范。什么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毛泽东玩的花招，想骗我和他们一道走。如果说可以交换意见，为什么自两河口开会以来，我的意见，他们总是不听，非按他们的主张一意孤行！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是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来作结论吧。中央正确，为什么八、九万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一两万人，我张国焘才不信哩，走着瞧吧！北上，到底有没有前途，有无出路，还是一个大问号。左路军不愿跟着你毛泽东等人去做冒险的事，什么陕甘根据地，简直是一句空话，一句鬼话。我张国焘自有我的考虑。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词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一点儿可商量的地方，他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十字街头，真不知怎么办哩。
陈昌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在张国焘将开创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的另一领导人曾中生被打下去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自然便是这块根据地和这支部队的领袖。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提携，与张国焘的关系，也不无相连。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的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下，何去何从，对于陈昌浩来说，真是进退两难，举棋难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他始终不愿意；依了张国焘，又如何向中央交代？怎么办？他拿着电报找徐向前，看徐向前如何处置。
徐向前阅罢张国焘来电，也大为吃惊，心上好像坠入一块大石头，沉重万分。感到党中央的北进方针同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已经发展到针锋相对不可
调和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心想他和陈昌浩给张国焘的电报，多少总会起一点作用，张国焘会听众人的规劝，率左路军北上。但和徐向前的预料恰恰相反，张国焘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却坚持南下，以总政委的身份，向他们发布命令。事关重大，不可贸然从之，徐向前心情极为复杂地对陈昌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