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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这一来电之前的十来天，四方面军驻节宁羌的时候，张国焘曾接到中共中央一封电报，说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集过一次会议，其内容是确认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另外，电文还告诉四方面军，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
其实，张国焘决定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还不完全是出于对一方面军的策应。早在头一年的10月，当一方面军脱离江西根据地，向西行动才几天工夫，四方面军就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张国焘大为震动，立刻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分析一方面军丢掉苏区，突然西行的原委。因为一方面军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事先并没电告四方面军。张国焘是从敌人的材料里直接截获的。高干们在会上一致认为，一方面军的西行，是在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战略退却。而张国焘更进一步为一方面军在退却路上能否阻止敌人的追击而忧虑。心想一方面军中有那么多干部，共产党的要员几乎都荟萃其中，为何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一方面军之不能在江西立足，应该说是对苏维埃运动的严重打击。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能否胜利？还要打一个大问号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看来大有推敲的必要。张国焘在得知一方面军突围西征的消息后，就开始在琢磨这个问题了。那么，如果四方面军老蹲在一个地方，不积极向外发展，什么时候都在应付敌人的“围剿”，长此以往，是否会与一方面军一样的被动，到头来咀嚼一方面军同样的苦果？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又确有困难。因为四方面军的枪枝弹药，质地愈来愈低，兵力虽有5万，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属土制，几乎差不多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货色。如果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作战，才可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再则川北苏区经过历年的战争蹂躏，粮食及其他物质资财均感匮乏，也不再适应5万之众的部队生存，要想发展，只有另图更张。。。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中共中央要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一方面军的电报后，更坚定了他撤离川北苏区的打算。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既主动配合了一方面军，尊重了中央的意见，是一种听从中央调遣的表现。同时，也是自身的需要，不能不说是一箭双雕的万全之策。
但一旦作出撤离川北的决定，张国焘又不免有些犹豫彷徨起来。。
1933年初，酒绿灯红的大上海，鬼影憧憧，租界里密探包打听四出活动，国民党的特务鹰犬横行十里洋场。中共中央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作祟，以及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在上海呆不下去，不得不迁往江西苏区，将中央的一些负责干部分别派往各革命根据地去开展工作。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张国焘，刚自苏俄归来，自愿去鄂豫皖苏区。他认为过去对这一带情况还比较熟悉，大好中原，正便于他纵横驰骋。如果以鄂豫皖为起点，再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这更令他心驰神往。因为自他投身革命后，在中共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与党的方针政策相左，比如中共第一次与国民党合作，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上，他持反对意见；以后的南昌暴动，他又阻挠。他自认是中共的“少数派”，一直受到中共与第三国际的指责，被斥为机会主义的代表。加之在党内他又爱搞点小宗派，以致屡遭抨击。可他总是耿耿于怀，对中央与国际的批评不以为然，有时还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因此，共产国际认为需要很好对他进行帮助教育，遂将张国焘调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结果也是为了让中共的领导好放手去工作，以免张国焘的干扰。张国焘同妻子杨子烈在苏俄一住就是六年，脱离了国内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异域生活，终不是那么的风平浪静，他又或多或少卷进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的风波，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产生矛盾，又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的负责人多有龃龉。他对自己在国内所犯错误在共产国际有关负责人面前，总是闪烁其词，或作诡辩。他始终认为自己“高明”，没错；要错也是中共的某些负责人或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其人。这时，正好他所反对的李立三下台了，中共的领导权正由留俄回来的一些年轻人所掌握，他这个老牌的共产党人，应该回去“收拾”中共的“残局”，机不可失。于是在国际领导机构做了一番检查之后，斯大林才向他发放了通行证。
张国焘回国后，并没被国际所赏识，提高到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国际所信任的是像王明这样的教条主义的青年。他看到中央没有他的席位，于是当中央自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分发其他高级干部至各苏区的时候，他主动提出去鄂豫皖，他决定在那儿甩手大干一番，打出一个天下来，再与中央理论。
1931年三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委主席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5年游击生涯。
鄂豫皖苏区，原有曾中生等一批红军将领在那儿领导斗争。张国焘这个“钦差大臣”到了不久，借肃清“立三路线”、“整肃”为名，将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重要干部削职的削职，查办的查办，砍头的砍头。曾中生原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四方面军政委，也因张国焘的排挤打击，不断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竟遭到杀害。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新的川陕苏区。
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人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000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万，建立了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四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的建立，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张国焘付出了很大的心力与才思。不管是勾心斗角也好，打击陷害也好，明争暗斗也好，身体力行也好，发号施令也好，心毒手辣也好，甜言蜜语也好，体恤下属也好，虚伪矫饰也好，文过饰非也好，独断专行也好，拉帮结派也好，两面三刀也好，暗渡陈仓也好，明火执仗也好，见风使舵也好，个人奋斗也好，群策群力也好，张国焘终于学会了一套组织领导一支庞大武装力量的特殊技能。他以拥有这支庞大的军队而自豪，他以握有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而自重，他以控制这支庞大的军队而自恃。历史，终于没有辜负他5年来的苦心孤诣。当然，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个领导人徐向前的功绩也是不能抹杀的，应该说与张国焘并驾齐驱。
今天，当红四方面军要撤离张国焘与之奋斗的川北苏区的时候，他不免有几分惆怅。特别是在一号造船工地碰见几位送桐油的老人，更牵起他两年来对川北苏维埃的种种回忆与思考，牵动起他的怀念与留念之情。四方面军与川北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使得他不免对这片土地眷念起来，而今又将转移到新的地方去。新的根据地又将建在什么地方？怎样去开辟？怎样去奋斗？苏维埃运动又如何发展？眼前的渡江计划能否实现？种种思绪，纷至沓来。
张国焘正在这样漫无边际、前思后想之际，陈昌浩走了进来。
陈昌浩的个头与张国焘差不多一般高，只是不及张国焘肥胖。面部轮廓分明，显得十分精干。张国焘对陈昌浩说：
“昌浩，我正准备找你呢？”
“张主席，有事？”
“白天，我与向前到造船工地看了看，战士们和工人们热情可嘉，下月渡江，看来问题不大。你要抓紧抢渡的训练，那是个关键，先遣营渡江成功了，全军才有希望。”
陈昌浩回答说：
“这方面的工作，余天云、李先念抓得紧。三十军人十八师二六三团先遣营，正在紧张地进行水上练兵，渡江演习，进一步熟练水上技术。战士们的情绪普遍都好，希望早日渡江。”
“昌浩，你对渡江后的战略方针，有何想法？”
陈昌浩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开过两次军委会，专门作过研究，以策应一方面军为行动目标吗？”
张国焘闪着狡黠的眼光接着说道：
“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句口号，也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陈昌浩有些困惑：“此话怎讲？”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接应中央，大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