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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1927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1928年6月出席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常务委员。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林林总总，张国焘自出席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甚至还愈来愈显赫。而博古呢？192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才开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忽然直线上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这时博古才28岁，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在张国焘眼里，博古完全是一个“小伙子”，他怎么会买博古的帐哩！
本来，博古是专门来找张国焘谈军中的政治工作问题，但张国焘压根儿听不进去，博古反而被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张国焘反以教训的口吻对博古说：
“我劝你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你作为一个政治部主任，对于两军的政治工作，应该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如果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再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的，是有害两军团结的。”
对于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元老，说实在的，博古也不敢吹胡子瞪眼睛，也只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去进行说服。说服不了，他也无法，只得回去向中央汇报了。
七、拉拉扯扯
张国焘请彭德怀杨尚昆吃饭
张国焘参加两河口会议之后，在懋功地区小住几日，上上下下了解一些情况以后，返回茂县四方面军总部。途经理县下东门，见到徐向前。
徐向前关心地问起两河口会议的情况，张国焘懒洋洋地不愿多谈，显得颇为疲惫的样子。只是简单地说：
“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非常关心目前的战略方针，问道：“下一步，部队向哪个方向打？”
“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再图发展。依我之见，还是先取川西南为好。否则，粮食、给养都成问题。
徐向前说：
“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过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听了徐向前的意见，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方针，他对徐向前说：
“你将我的这个意见草拟一份给中央。明天你亲到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
徐向前按张国焘的意见办了。谁知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四方面军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徐向前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
张国焘回到茂县，反复琢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要员们的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深感个人如果一再坚持南进的方针，恐不被中央所接受。特别是在下东门听了徐向前一番分析北进与南进的利弊之后，认为当前北进较之南进为好。到底向北还是向南，真颇费推敲，弄得他心神不定。想来想去他握起电话无可奈何地给徐向前说：
“向前，还是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你不去懋功了。”
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小有反复后，还是勉强接受了。
两军会师以来，中央的一些同志在与张国焘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张国焘在今后的战略方针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对中央生出些意见来，两军的指战员之间，甚至产生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为了加强团结，改善关系，中央决定派出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罗迈、刘伯承、周兴、金维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以示关怀。
且说在1933年8月就遭到张国焘监禁的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听到中央慰问团来到杂谷脑的消息，激动万分。当晚，推开桌上一叠正在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稿子，在一盏昏暗的马灯下，颤抖着手，立刻给中央写信，他在信中述说着自己的经历与对党的一片赤诚。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生于湖南资兴，1922年毕业于郴州第七联合中学，一度到军阀沈鸿英部队当参谋。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经过半年严格的入伍生训练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学习。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6年黄埔军校毕业，投入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参与建立政治机关，发展中共组织。北伐中进驻武汉后，曾中生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以极大的热忱在报上发表宣传北伐胜利、报道工农运动的文章。1927年9月，他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4月，党派他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积极整顿南京党组织，制定在敌人统治中心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同年10月，调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队从西、南、北三面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进攻，曾中生领导红军英勇抗击，组织军民与敌人周旋。此时，由蔡申熙、陈奇率领的红十五军从鄂东南经皖西、豫南转到黄麻地区。全军千余支枪，平均每支枪仅三发子弹，战士们大部分没有御冬的棉衣，又匮乏粮食，很多时候填不饱肚子，条件险恶。围绕十五军的行动方针，地方和军队之间又发生分歧。地方同志主张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军队同志则主张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另谋发展。曾中生主张赶快整顿部队，集中兵力突破敌人包围，与红一军会合。红十五军根据曾中生意见，整顿三日，统一了认识。曾中生又两次与十五军领导研究突围方案，并布置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配合部队行动。1932年1月初，红十五军东袭麻城福田河成功，消灭数百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胜利转到了外线。
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曾中生任政委。他与红四军领导一起，及时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正确分析形势，决定红军转入反攻，以主力突击根据地周围敌人弱点，打歼灭战，扩大根据地；以部分红军结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敌人孤立的据点。在此作战方针指导下，红四军主力首次有组织地“围点打援”，围攻磨角楼；首次采用“坑道作业”，爆破攻城，攻克新集城；又以“飘忽战略”出击平汉线，袭占李家寨、柳林河站，尔后选择冒进之敌，大胆迂回包围穿插猛进，在双桥镇取得首次歼敌一个整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的巨大胜利。
双桥镇胜利后，曾中生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总结了各方面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为培养红军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紧接着红四军又成立工农红军人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长。1932年春夏之交，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领导鄂豫皖军民又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多万，红军发展到近2万人。
张国焘自派到鄂豫皖后，以王明路线的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对反对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曾中生排挤打击。曾中生虽身受其害，仍和军长徐向前一起，通力合作，从实际出发，率部南下作战，1个月内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有效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张国焘不放松对功勋卓著的曾中生的迫害，接着降曾中生任独立一师师长。此期，曾中生身患肺病，病痛与政治打击双双折磨着他，但他并不因此而颓丧，以病弱之躯，整训部队，使独立一师在四次反“围剿”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向西转移，随军西行的曾中生，在陕南城固小河口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和旷继勋、余笃山一起，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错误和军阀式的领导作风，又一次冒犯了张国焘，又为自己种下了一颗“受罪”的种子。
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张国焘，此时并未马上报复和收拾曾中生，表面装着“欢迎”曾中生等人提出的意见，实际是在窥测时机，准备报复，到时一起算帐。
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重用”，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他感到部队发展得快，新战士的大量拥入，为指导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提高干部的指挥组织能力，于是便致力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认真总结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的要诀》等军事著作。
曾中生何曾想到（应该说在意料之中），就在他对党对红军一片赤胆忠心，孜孜不倦地正在写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时候，张国焘下了毒手，突然将他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