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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教授史一如（1876—1925）精于因明学，撰有《佛教论理学》，晚年移居上海专究唯识。范古农（1881—1951）曾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佛教月报》主笔、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等，一生出版佛书、讲经说法不倦，所主重在唯识。194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法相学社”，手编教材，亲任主讲，撰有《八识规矩颂贯珠释》、《观所缘缘论贯珠释》等。张克诚（1865—1922）有《成唯识论提要》、《百法明门论浅说》、《八识规矩颂浅说》等阐扬唯识义理。学界研讲唯识的风气
法相唯识学复兴的一大表征，是唯识学走出佛教圈子，在不少高等学府被作为一门课来讲授，被不少学术界人士研究、阐扬。这是自法相唯识学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1918年，在教育部供职的著名学者蒋维乔（1873—1958）建议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唯识课，被采纳。北大开创先例后，其它大学哲学系也陆续效法。佛教界人士如太虚、韩清净、张克诚、唐大圆、张化声、王恩洋、黄忏华、周叔迦等，都曾应请讲唯识学于北京、武汉、厦门、上海、成都诸大学。主要活动于学界而研究、讲授唯识学的学者，有刘洙源、谢无量、李证刚、景昌极、缪凤林、熊十力、梁漱溟、王季同、虞愚、蒙文通、韩镜清、罗香林、田光烈、霍韬晦、吴汝钧、胡晓光等，其中有些人是受过三皈依的佛教居士。
这批学者中，有的专治佛学而任职于教育、文化机构。如李证刚（名翊灼，1881—1952）曾入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学，与欧阳渐、桂伯华并称佛学界之“江西三杰”，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讲授佛教哲学、周易，以善讲唯识学著称。虞愚（1909—1989）十九岁赴支那内学院从欧阳渐学唯识、因明，后多年执教于贵州大学、厦门大学，晚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因明学》、《印度逻辑》等书，撰有《唯识学的知识论》等论文。田光烈（1910—）早年亦曾入支那内学院学法相唯识，历任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教授，撰有《玄奘》等有关唯识的著作，现任闽南佛学院教授，讲授法相唯识教典。韩镜清（1910—）为汤用彤先生研究生，曾亲近欧阳竟无、韩清净，通藏文，现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他数十年孜孜钻研唯识学典籍，从藏文大藏经中译出未曾译汉的印度唯识学论典《解深密经论》、《大乘广五蕴论释》、《入瑜伽论》等约三十种，并对勘汉藏二译，逐字校订，整理补充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为《成唯识论疏翼》，改正传写错讹，历经半个多世纪始克完工。19
93年，他与首都学术界人士黄心川、张岱年、金克木等发起成立“东方传统文化研究院慈氏学开发中心”，研习法相唯识学。霍韬晦（1940—）毕业于香港新亚研究所，从唐君毅学法相唯识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师，有《佛家逻辑研究》、《佛家哲学中的转依义》、《唯识三十颂异熟转化段译注》等关于法相唯识学的著述。
此外，还有不少专治文史的学者兼究唯识。如历任四川高级师范、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文科教授的刘洙源（1875—约1952），曾在成都创立“少城佛学社”，讲经说法十余年，所著《唯识学纲要》缕述唯识义理甚为条畅。谢无量（1884—1963）曾在杨文会门下习佛学，历任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文科教授、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所著《佛学大纲》、《论理学精义》中，对唯识学、因明学论述颇悉。著名哲学家熊十力（1884—1968）也曾从欧阳渐习佛学，多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佛家名相通释》是一本以解释法相唯识术语为形式的佛学入门书，影响颇大。他还有《新唯识论》、《因明大疏删注》、《唐代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等唯识学方面的著述。他援佛入儒，以组建自家的哲学体系，所讲唯识未免与佛家本义有所相左，太虚、巨赞、刘定权（欧阳渐弟子）等曾撰文批评指摘，熊十力撰《破破新唯识论》还击。熊十力门人唐君毅、牟宗三执教于港台学府，成果累累，颇有法相唯识学方面的文字。另一文化名人梁漱溟（1893—1988）也曾随欧阳渐学唯识，他1918年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一书，多涉佛学包括法相唯识学，在当时颇有影响，曾引导不少知识青年研习佛学。梁漱溟有《唯识述义》一书，其名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中，多处论述佛学，谓唯识学为研究知识的方法，非唯主观意识之唯心论而为唯生命全体的唯心论。景昌极、缪凤林也曾从欧阳渐学唯识，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哲学教授，开讲唯识学以代认识论，发表有《见相别种辨》（景昌极）、《唯识今释》（缪凤林）等文章，曾就唯识学上的重要问题进行学术论辩。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杨度等文化名人，虽非专主唯识，也都与唯识学有甚多瓜葛。梁启超曾赴支那内学院听欧阳渐讲佛学，在其《唯心》、《佛教心理学浅测》等文章中对法相唯识义理作了通俗生动的解说。谭嗣同曾习佛学于杨文会门下，其所著《仁学》中多处可见唯识思想之踪迹。章太炎亦曾在杨文会门下习佛学，以善唯识著称，自称“独尊法相”，在上海狱中“专修慈氏、世亲之书”。在他风靡一时的《建立宗教论》、《无神论》等文章中，对唯识思想多有运用发挥。其《齐物论唯识释》则以唯识思想释庄学，《诸子略说》中又以唯识思想比附孔孟荀扬。曾自号“虎禅师”，鼓吹“新佛教”的文化怪杰杨度，融通禅宗与相宗，主张禅、相双修。多年执教于四川大学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兼治佛学、佛教史，撰有《唯识新罗学》等。冯友兰、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史》及侯外庐、任继愈、郭朋、方立天等学者的不少著作中，对作为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重要一家的法相唯识学，皆列专章评析。近年来学界介绍研究唯识学的著作，有台湾吴汝钧的《唯识哲学》、杨白衣的《唯识要义》，大陆韩廷杰的《唯识学原理》等。
以论证佛学符契科学著称的知名科学家王季同（？—1948），对法相唯识也颇有研究，在他为周叔迦《唯识研究》一书作的长篇序言及《佛学与科学之比较研究》、《佛法省要》等著述中，论述了唯识学与科学新知识“不谋而合”。
唯识义理的研究探讨
教界、学界的一批学者，不仅在各地研习、讲解唯识，校刻、注释、出版了多种唯识古籍，印行了不少概述唯识学义理的入门书，而且运用多种方法，对唯识学的源流、传承、典籍、义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争辩，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相宗新旧二译不同之辩
宋代以来，混淆相宗新旧二译，在佛教著述中时有发现。梅光羲于1931年发表于《海潮音》的《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考证世亲学传入中土，先后有菩提流支、真谛之旧译及玄奘之新译三系。旧译出于唯识十大论师之先，其义与新译护法一系唯识义理多有歧异，主要者有八条，并附列唐代灵润所辨相宗新旧二译不同义十四条，认为并非真谛故异护法或别有一途，乃是其学未至护法所使然。唯识学至护法，方确然可立，纯粹以精。此论发表后，引起佛学界诤论。太虚发表《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认为世亲出世应早于菩提流支百年、真谛百余年，世亲所学甚广，非专宗唯识，即亲承世亲之学者，也不妨所传有异。唯识学入华之初，菩提流支等所传译者为泛世亲学，所涉甚广，非专弘唯识，而地论师之说，出佛陀扇多弟子慧光，他以第八识为真心、真如，盖禅宗之见，慧光疑即禅宗二祖慧可。真谛所传唯识义，多误解揣测，有如元明清台、贤等宗人说唯识，非悉由学级未穷所致，可名曰误传世亲学。正世亲学，当以新译为准。出身于禅宗的守培法师，则独持相反意见，认为空、有二宗之诤，发端于护法，因而非难护法学，谓相宗新旧二译，“旧译无非处，新译无是处”，并著《新八识规矩颂》破护法、玄奘一系的正统唯识学。印顺法师曾撰文指责守培不顾史实、未穷教理、
成见太深。韩镜清在《净影八识义述》等文中，以护法系正统观点为准衡，指摘地论师唯识说之疏谬。
二、法相、唯识为二宗之诤
对中国佛学界由来称慈恩一系为“法相唯识宗”的惯例，欧阳渐断为失确，认为“唯识、法相是两种学，法相广于唯识，非一慈恩宗所可概。”（《欧阳大师遗集·与章行严书》）说法相学创之于前，广于《瑜伽师地论·本事分》，略于《阿毗达磨杂集论》，《五蕴》、《庄严》等论亦阐释之。法相义者，谓说遍计、依他、圆成三性及相、名、分别、正智、如如五法，立非有非空义。唯识学则始于《瑜伽师地论·抉择分》，发挥于《摄大乘》、《二十唯识》、《成唯识》等论，其学说“唯”以遣除众生误认心外有实境之执，“识”谓破有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玄奘学法相于戒贤，学唯识于胜军。法相、唯识二学可相接而不可混淆杂乱。“顾法相结局，亦必精微而归诸唯识，故总曰唯识学。”（《欧阳大师遗集·支那内学院训释》）太虚大师撰《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再三破欧阳渐之说，主张法相、唯识不可分，法相必宗唯识，谓凡属言思所诠所表所遮所缘者，皆为法相，“法相绝然不成宗义”，“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太虚法师文钞初集》三编）他据窥基之言，分大乘教法为空慧、唯识、真如三宗，不承认唯识外别有一法相宗。
三、唯识学源流问题
佛悦《唯识学成立之经过》、演培《唯识思想演变史略》、世光《法相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