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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禅观之本质
胡晓光
引子
中国佛教博大精深，宗派林立，妙谛纷呈。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佛教思想的内在心总是与生命的大解脱相关，所谓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为了解脱「天上天下第一大事」，中国佛教徒一直在寻找契机契理的解脱修道方法。印度佛教有一整套的生命解脱修道方法──禅观，但对于一般人不易入内。中国佛教徒一向认为佛法真谛是至简、至直、至快的，基于这种观念，中国佛教大师们开始对印度佛教法义的第一谛参究体悟，结果普遍地得出共同的结论：佛教真谛上是直显心元，不立次第，即可转识成智或明心见性。所谓的次第禅观皆是在俗谛上建立的接引方便而已。
法无顿渐之别，人有迟疾之差。于人根性而论，则可划分为三种。中国佛教禅宗重在对大乘利根上传法，所以中国佛教禅宗的禅观是突出在圆顿上，这是在真谛上立法。而净土宗则力图普摄三根，利顿全收，以念佛摄心为禅观。行者有根性之差别，而法则一味平等，净土宗的禅观是属于真俗不二，事理圆融之法。我们知道中国佛教教理所诠在天台宗和贤首宗里，台贤二宗禅观对于一般人来讲，还是不易修为，在形式威仪上尚有印度如来禅之特色。中国佛教行持在禅净二宗。禅净二宗之禅观是祖师禅，它能体现方便易入的特点。禅净二宗的禅观形式简单，但见地高超圆融究竟。它能体现中国佛教的基本理念，它是中国禅观的基本原型。
中国禅教四大宗其内义是圆融互通的。中国佛教是一个统一性完整性的体系，是契理契机的生命解脱方法论。中国佛教禅观是基于这一前提而形成的，所以中国佛教禅观与中国佛教思想是一致的，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理论与实践是相统一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佛教禅观，对于修行实践者是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撰文述怀，以做引玉之砖。
一、禅观是中国佛教之核心
中国佛教有八大宗之称，然属于中国化的佛教则只有四大宗，即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这四大宗是中国佛教大师们的悟创，中国佛教有一共同精神，那就是都把禅观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一定的区别，印度佛教大乘佛法只有两大车轨，一空一有，空是般若中观学，有是瑜伽唯识学，这两大车轨的哲学基础都是有为缘起论。而中国佛教大乘佛法都是基于真如无为缘起论建构的。天台宗的性具论，华严宗的性起论，禅宗的性生论以及净土宗的性净论，都是如来藏唯心论思想的演绎引申。在印度，如来藏唯心论思想不是显学，它只有十几部经和几本论，并未形成学派。唯心论佛学虽然在印度于潜流，然在中国则成华化佛教的主流。这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禅观是佛教修行的实践方法。由于佛教赋于禅观之正见的内涵，所以佛教的禅观可以称之为无漏增上定学。印度佛教的禅观在形式上与外道禅观没有多大区别，可是在思想见地与发心动机上则大为殊途。印度外道以婆罗门教为主，它的哲学思想是以「梵我合一」为高体悟境界。婆罗门教主张神我论，它的禅观就是要把主体小我和客体大我（宇宙本体创生论）溶为一体，从而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根本解脱。印度佛教就是针对这种神我论而产生的，佛教在哲学上主张无我论，以证入不生不灭的涅盘为最高境界，通过禅观修为，能够使自心妙觉之智得到研发，人从而使自我从必然走向自由，这才是佛教承认的生命大解脱。
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徒在解读佛法时，是受本土文化传统心理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修心养性之法，在哲学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证宇宙天道为旨归。中国人的修养是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境界。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的修道观念与婆罗门教的思想有许多相似处，如「天人合一」和「梵我合一」就是一种同格命题。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小宇宙，小宇宙与大宇宙是一体的，只要通过静心修道就可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不过中国文化的修道方式方法是比较简单的，这和印度禅观不同，印度外道禅观和印度佛教禅观都十分繁琐，这样对于一向好简约的中国人来讲，是不太合乎心理口味的。但是中国佛教智者们看到了印度佛法的哲学真理性，将印度佛法的真理法又继承过来，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行了批判性地超越。这样客观地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特别是在中世纪，中国佛教文化是处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上。中国人一向重视现实，不尚玄谈，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没有特别繁琐化的思想体系存在的。禅观是实践方法，所以中国佛教徒对禅观十分重视，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佛教大师们悟出一种既不违背禅观的宗旨，在方法上又十分简易的禅观方法。中国佛教简易禅观方法的产生是深受传统哲学的「玄览」「独冥」启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佛教是继承了印度佛教的法义思想，在禅观方法论上扬弃了非本质性繁琐形式，以中国固有的「简」「直」「快」的方法为实践方法论，这样既保持了佛法的纯正度，又在形式上更契机中国学人。可以说中国佛教是契机契理的佛教。
太虚大师曾云：「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中国佛教特质在禅？这是因为中国佛教徒是重视实修实证的，中国佛教实质上是回归了原始佛法的本义上，佛陀是依禅观而开悟成佛，所谓无禅不智，非定不生，无漏慧根，非定不发。就是说离开禅观实践皆是戏论，这因为无上大道唯证乃知，而禅观则是妙证方法也。如果我们把印度禅观理解为次第禅，那么就可以把中国禅观当成顿悟禅。中国佛教的胜义谛是称性直谈，于性无相，故无次第存在，所以有人称中国化佛教为性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印度禅观一般总是把定与慧分开，并且常讲以定生慧，定因慧果。中国佛教的思想则把定慧当成体用关系，定慧一体，定慧等持，止观双开，两者不二，一句话就是「不二法门」。中国佛教的思想与实践方法，实际是在《大藏经》中的微言妙义，不过印度人在解读上是从相教上去理会的，那自然就形成了印度风格的教义与禅观了。而中国佛教徒在解读上则是从性宗上体悟的，这也必然地会构成中国化的佛教与禅观。
二、中国佛教禅观的形成
中国佛教禅观形成的历史过程同中国化佛教形成历史过程几乎是一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禅观的形成就是中国化佛教形成，是中国化佛教的重要有机部份。中国是一个泱泱文化大国，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人种，中国人有极大的宽容心，对一切外来文化都十分虚心地接受引入。但中国人又绝不盲目随从，中国人有极深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在佛教传入中国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佛教历史可以划分三个阶段：一是传译格义阶段，二是理解消化阶段，三是立宗繁兴阶段。我们知道佛教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现今世界有三大文系佛教。南传小乘佛教是巴利文系，北传有两支点大乘，一是藏传佛教，是藏文系，二是汉传佛教，是汉文系。这三传佛教分别继承了三个时期的佛教文献和教法，南传承早期小乘法，汉传承中期大乘法，藏传承晚期大乘密教法。在中期佛法中，既含有早期之余脉，又有晚期之端倪。所以汉传佛教是比较全面的佛教，在文献上基本上能够再现印度佛教整体全貌。依据这样丰富的佛法宝藏又形成的中国佛教各家教理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中国佛教选择禅观为其理论核心是有其道理的。
中国佛教的第一个阶段是传译与格义，中国人用固有文化思维去解传典，这就是格义，「格义」者就是比附。这样会失去原义，如对佛教的「空」义之解，格义家就理解为老子的「无」，其实两者相距太远，是不同所指之物。空是本体论命题，而无则是宇宙生论命题。这一时期的禅观也只是形式上保留印度风格，如安世高的安般守意之法的传播，但这些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讲，只不过是异地方术而已，与本土养心纳气无大差别。中国佛教的禅观体系的形成还是在中国教理消化印度佛教开始，而到诸宗立派繁荣兴盛时，禅观才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质。
在中国佛教理解消化阶段，有三位大师是其间突出代表，一是僧肇大师，二是竺道生大师，三是慧远大师。他们三人可谓对印度佛教本义理解的开始，但未开创一代宗风（虽然慧远后人称其为莲宗初祖，那不过是后人追认而已）。僧肇大师深谙中观，主性空见。道生大师广通涅盘主佛性见。慧远大师娴于观想，主实相念相见。这三位大师后来的达摩大师共为中国化佛教的鼻祖。在这一阶段，印度的繁琐禅观也不流行了，可以说印度式的禅观法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得到广泛传扬。由于中国高僧的妙悟彻见佛法奥秘所在，从而形成了与自见地相符顺的禅观形式──中国佛教的禅观。
至隋唐代中国佛教进入了立宗繁荣阶段。天台宗依性具观而开止观双法，华严宗依性起观而立法界禅观，禅宗依性生观而立定慧等持，净土宗依性净观而立持名摄心观，从而中国佛教的禅观形式就宣完成。中国禅观实践是本着事理不二的理则而建构的，依理成事，以事显理，事理不二，性相圆融。中国佛教抓住了佛法的本质所在，中国佛教的禅观实际上是回归了原始佛教简朴直接的作风上了。考其印度佛教的次第禅观，不能不说有许多繁琐性是受了外道形式的影响。中国佛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