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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士达医生夫妇正与我聊着粮食配给的问题和来自英国的新闻报道，这些也是当时每次朋友聚在一起必谈的资料，突然楼上传来一个娇嫩的声音：
“爹爹，你忘了给我们盖拢被了。”
韩医生立即起身，向他的妻子与我说声“对不起”，便急急地上楼去了。一分钟后，我们听见楼上展开捉迷藏的游戏，与两个孩子尽情欢笑的声音。
就是这样，室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韩师母继续述说，因为茶叶配给不足的缘故，她如何用玫瑰叶搀在茶叶中一起泡。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切都变了，眼前的情景打破我里头那份自德军占领哈林以来日益增长的麻木感。任何一个时刻都会有人来敲这家的门。这两个孩子，这位父亲和母亲都有可能被迫爬上大卡车的后座。
韩医生回到客厅，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但就在谈话的时候，一个祷词慢慢自我心中升起。
“主耶稣，我把自己献给祢的百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的时候，我都愿为他们献上自己。”
突然一件非常的事发生了。
正当我默默祷告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梦境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再次看见那四匹黑马和批发市场。正像德军入侵荷兰那夜时我所作的梦一样。我细细观望着那些车上的人他们都极不情愿地被拉走了。父亲、碧茜、伟廉和我自己——我们将离开哈林，离开这一切我们所熟悉的、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呢？
第六章 密室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恰好是荷兰沦陷的两周年，春天晴朗的天空与街灯下的花箱中遍开的鲜花都不能反映这城的心情。满城的德国士兵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着，有些似乎尚未从周六晚间狂欢的夜生活中清醒过来，有些又出去找女人了，只有少数在寻找一个崇拜的地方。
占领区的生活如今愈来愈艰苦，限制也愈来愈多。最令全荷兰人民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如今连唱我们自己的国歌也成了违法的事。
这一天，父亲、碧茜和我正准备到荷兰一间改革宗的礼拜堂去，这间教堂座落在佛森，一个离哈林市不远的小镇。彼得在这间教会中司琴。他年纪轻轻，却在比赛中胜过其他四十位比他年长且有经验的音乐家，而荣获这份职位。佛森的这架管风琴乃是全国最好的风琴之一。如今开往佛森的火车虽然一次比一次的慢，但我们仍然经常去那间教会。
当我们挤进教堂里一排排坐满了人的座位时，彼得已经消失在那间高高的风琴楼厢里面，开始弹琴了。在德军占领之下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使得每个礼拜堂都告客满。
唱诗和祷告过后，便是牧师的讲道，我觉得今天的讲道内容很不错，但愿彼得也肯注意听。他一向认为牧师的讲道只是为着讲给像他母亲和我这种年高的老古董听的。那年的春天，我正年届五十。对彼得而言，达到这样的年纪之后，人的一生也就快结束了。我总是一再劝勉彼得，要他记住死亡可能临到任何一种年纪的人——尤其在我们当时所过的那种日子之下，但他总是俏皮地回答说，像他那么好的一个音乐家，老天必然不容他夭折。
聚会结束的祷告完毕之后，整个礼拜堂的人忽然像触电似地坐正了起来。并无任何的预告，彼得竟高奏起国歌来！
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人。随即全体会众都站了起来。在我们身后有人开始高声唱出国歌的歌词。不久有一人加入，又有另一人。最后大家都放大嗓门，齐声高唱，唱那支被禁的荷兰国歌。在齐声高唱中，我们唱出我们的团结之心、我们的希望，更唱出我们对女皇及荷兰的爱。在这个战败的周年纪念日里，我们竟有片刻的时间觉得自己是个得胜者。
散会后，我们在教堂的侧门等着彼得，等了很久他才出来。教堂中许多人要拥抱他，要与他握手，要拍他的背。显然彼得对他刚才所演出的那一幕亦万分得意！
如今那兴奋的一刻过去了，我像素常一样，开始对彼得生气。纳粹党的秘密警察必会听见这件事，也许他们已经听见了：他们到处都由耳目。我想到娜莉，她正留在家中为我们预备礼拜天的午餐。我也想到彼得的弟妹，更想到腓立——假如他因此失去校长的职位，那将如何是好？彼得为什么冒这样大的危险？不是为了谁的生命，只是为了表现一种态度，一种毫无意义的反抗态度。
然而在娜莉家里，彼得仍是个英雄。他家中每个人都逐一要求我们重述在礼拜堂中所发生的事，在座唯一与我有同感的，乃是寄居在娜莉家的两位犹太女人。其中一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奥国女子，是伟廉送到娜莉家来躲藏的。腓立一家给她起名叫嘉琳，伪称她是家中的女佣，然而娜莉却私下告诉我，她连自己的床也要别人替她摺叠。也许她不知怎样铺床叠被，因为她来自奥国一个有钱的贵族家庭。
另一个女孩乃是一个年轻金发蓝眼的荷兰犹太人。荷兰的地下工作人员给她伪造了一张天衣无缝的身份证，而安娜的外貌又极不像纳粹心目中那些典型的犹太人，因此她可以自由出入，上街买东西，并且在学校中帮忙。她自称是娜莉一家的朋友，丈夫在德机轰炸鹿特丹时给炸死了。嘉琳和安娜都与我一样，丝毫不了解彼得为何会做出这种事来引得执政当局的注意。
整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心里焦急异常。每次门前有汽车声就令我心情紧张。如今在荷兰只剩下警察、德国人和国家社会党的伪政府人员才有汽车可乘。但直到我们启程回贝雅古屋时，都一直没有什么事发生。
我仍继续担心了两天，最后我认为或者并无人去告密，要不然就是纳粹的秘密警察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因此也就放下心来。到了星期三的早晨，当父亲与我正在开启工作台的锁头时，彼得的妹妹霍琪冲进铺子里来：
“公公！柯丽姨妈！他们把彼得带走了！”
“谁？在什么地方？”
但她也不晓得，直到三天以后，我们才晓得彼得被关在阿姆斯特丹的联邦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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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正是八点新的宵禁时间前几分钟。这时彼得已经入狱两个星期。父亲、碧茜和我正围着饭桌闲坐着。父亲在调换他口袋里的钟表，碧茜在做针黹，我们家那只黑色混血的大波斯猫则心满意足地卷曲在碧茜的衣裙上。突然街巷的侧门传来一阵拍门声，我朝饭厅窗外的镜子望了一眼。在春日黄昏的微光下正站着一位妇人，手中提着一只小皮箱，身上穿着季节极不相称的毛皮外衣，手上戴着手套，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面纱。
我跑下楼把门打开，她问：“我可以进来吗？”声音因惧怕而显得尖锐。
我退后一步说：“当然可以。”她回头望望巷口，才移步进入门后小小的通道。
“我叫克莉美，我是犹太人。”
“你好吗？”我伸手替她拿皮箱，但她紧抓着不放。“请到楼上坐。”
当我们走进餐厅时，父亲和碧茜站了起来。“克莉美太太，这是我的父亲和姐姐。”
碧茜立刻说：“我正打算泡一壶茶，你来得正好，我们一同喝茶。”
父亲从餐桌下拉出一张椅子，请克莉美夫人坐下。她手中仍紧紧地抓住那个小皮箱。这壶“茶”是用磨碎了的旧茶叶泡成的，曾用过好几次了，如今充其量不过只是给开水着点色而已，但克莉美夫人感激地喝着。她开始述说她自己的故事。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给逮捕了，她的儿子如今也藏匿起来。昨天为纳粹秘密警察工作的政治警察来到她的家庭服装店里，下令她关门停业。如今她再也不敢回到她铺子上面的公寓去。她曾听人说过我们是百德街上一个犹太人的朋友……
父亲说：“在我们家里，神的选民是经常受到欢迎的。”
碧茜说：“我们楼上有四张空床，你的问题是要选择哪一张睡！”但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末后竟加了一句，说：“但是首先你得帮我预备茶具。”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碧茜一向不许别人在厨房中帮她的忙。道理很简单，她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老处女。”
克莉美夫人立刻跳了起来，开始热心地帮忙搬碟子、拿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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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晚上之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时间也恰巧在八点前，一个明朗的五月黄昏。侧门又响起一阵细碎的敲门声，这一次是一对年老的夫妇站在门外。
“请进！”
又是同样的情形：来客紧握着行囊不放，举步犹豫，眼中流露着惧怕的目光。他们的邻居被捕了，他们担心明天就会轮到他们。
那天晚上晚祷之后，我们六人面对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我对我们的三位客人说：“这个地点实在太危险。我们离警察局才不过数百步，可是我又不晓得应建议你们上哪里去？”
看情形我又要再去拜访伟廉了。于是第二天我再度风尘仆仆地动身到喜华森去。我说：“伟廉，贝雅古屋来了三位犹太人，你有办法在乡下给他们找到住的地方吗？”
伟廉把手指按在他的双眼上面。我忽然注意到最近他的胡子几乎都变白了。他说：“现在一个月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