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冯雪峰和钟敬文都是“右派”，《寄雪峰》和《柬静园》两首诗表达了彼此的思念和伤感情怀，当然要被作为“反动”性质很明显的“反诗”，尤其把“何物于天不刍狗”这句的用典加以解释，骂“天地不仁”，这不是攻击党的领导是什么？
一组辘轳体诗的其中二首，好像是游香山的纪事诗，但诠释者认为诗意是另有所指，是影射国际国内形势，影射什么重要会议。
聂绀弩的诗中，常常流露出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的复杂心情。但是，是不是每一首诗都在影射政治，都在发泄不满呢？未必吧？如果生硬穿凿，非要找出哪句诗是影射什么，这就完全是制造冤狱的手段。就说“居人旧有离人泪，九月今开二月花”这两句吧，原是用了王实甫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和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这种对秋景秋情的描绘，在诗文中屡见不鲜，并不见得是要另外影射什么。“九月开出二月花”可以说就是指香山红叶的，如果解释为“九月的秋天，却开出二月的花来”，是影射“时序颠倒”“荒唐不经的事情”，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了。
因为写诗而引起的讼案，就是诗狱。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儒士因此获罪，遭到惩处，甚至身首异处。宋代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明代高启作《宫女图》诗，为朱元璋忌恨而终被杀头。在清代，仅因诗中用“明”、“清”二字犯讳，而置诗人于死地的著名诗句就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等。据史籍记载，康雍乾三朝的三位“圣明”皇帝共制造了百余起文字狱刑案。
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手段，封建统治者总是要制造文字狱，借以打压知识分子，强化思想钳制。文字狱都是深文周纳，刻意造成的冤案、错案，而文字狱中最多的是诗狱，诗狱中最多莫白之冤，这就是本文开始就说到的“诗无达诂”的缘故。任何一首诗都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想在诗句里找犯罪的茬子，稍用一些吹毛求疵、附会穿凿的手段，都可以达到目的。因而在历来的文字狱恶浪中，诗歌总是首罹其祸。当政者感知社会的不满和对抗情绪，首先是从诗歌中嗅到的，他选择打击的对象也要首先从诗歌中去寻找。
聂绀弩案件实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典型的诗狱。从上述几首诗的解释即可看出，罗织罪名的方法同封建时代是相似的。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曾经议论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他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看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在逮捕聂绀弩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他很多的“反动诗词”，但在捕人的时候还是进行了搜查，又搜去了他一些还没有烧掉的诗稿。可见在制造诗狱的方法上，后人也是接受了前代统治者的“遗范”。
又读鲁迅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我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可以研究的方面实在多。”有哪些“可以研究的方面”呢？鲁迅举了：“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等等。从鲁迅那时发展到今天，包括诗狱在内的文字狱的例证又增加了许许多多。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运动中，像聂绀弩这样因写诗而罹祸的人，大概还有许多。要说研究，素材是丰富的，难道直至现在中国人还是“总不肯研究自己”吗？真的去研究中国有多少文字狱又有什么意义呢？
追溯根源，文字狱的发生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历来“读圣贤书、交天下士”的杰出读书人，传承着为民请命的忠肝义胆，这使他们往往与既得利益的权力集团发生冲突。文字狱成为统治者们迫害知识分子，逼使读书人就范的暴力手段。杰出的读书人，总是比普通人对时事看得深透，能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社会上不合理、不公平的要害之处，并在诗文中表达出来。文弱书生吟诗弄赋，发发牢骚，似乎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是过去的封建帝王们自己心虚，坐在龙椅上每时每刻都觉得屁股底下不牢靠，因而就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也要时时提防，以至不吝杀戮。我们的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了，当然不应该再出现封建专制社会的问题。“文革”中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精辟理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两杆子”。原来这笔杆子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要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不被资产阶级复辟，就不能容许笔杆子乱摇，这就需要整死这班文化人。似乎就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新的文字狱大兴而起。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鲁迅的意思是要研究些什么，文字狱的性质不是很清楚的吗？其实，无论鲁迅，还是聂绀弩，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遭遇迫害的悲壮，他们无不深察幽微。明知文字狱的血腥恐怖，为什么还要去写那些诗文呢？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鲁迅说过：“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聂绀弩有诗云：“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这原来就是读书人的本质，没有一点媚骨。
焚烧诗稿为哪般
闻“四清”而焚诗稿
聂绀弩从1958年7月，与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在虎林县境内的一个农场劳动，到1960年冬回到北京。返京后，得力于朋友的照顾，安排在全国政协，但并不去上班，名义上是在家搞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自由赋闲。他后来曾说，如果要上交研究成果，他原来就有20万字的研究《水浒》的现成文字，可以拿去应付，结果是并没有人过问他的研究。
因此，他就有了一段充裕的时间写诗。直到了1965年底以前这四五年内，正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一些优秀作品大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包括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并不是在北大荒的原始作品，而是他回京以后补做的。这段时间中，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给友人。先是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写了诗就交给文怀沙的夫人代为抄录，后来又自练书法。遗留下来的诗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
关于聂绀弩焚诗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到。现在对这件事的了解，只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资料：
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这是我烧诗的诗（进书房看他新写的条幅：‘自著奇书自始皇……’），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1965年2月又某日，聂同朋友张友鸾等一起晚饭。吃饭中，聂说他已经把诗稿烧了，并且做了一首烧诗的诗。张说：“听说了，而且听说这首诗还不许人抄。”聂说：“当然，抄更不好，抄了传出去，人家问你为什么烧，这不是又一条罪状？”聂接着说：“真不想再做诗了，这东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问题。我细算了一下，这几年做的诗、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做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这样传开去就不得了，所以就决定不写。”张说：“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穷不一定是没有钱的穷，更主要是‘途穷’之穷，穷了什么都不能做，只好做诗，当然越做就越穷，越穷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聂又说想写好字，张说“字写得太好也不行”。聂笑说：“吾生不有，亦后何有，这就只好四大皆空了。”
1965年2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聂在家中同某某谈起钟敬文时说：“老钟这家伙胆子非常之小，他极力劝我烧诗，说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烧，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似的。”某某说：“你呀，不烧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聂说：“可不是嘛！”
1965年5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闲谈中，聂说：“钟敬文好久没有来了，他怕我做诗牵累到他，这家伙胆小，如果不是他一回来就劝我不要写诗，我的诗也不烧了，这叫庸人自扰。”
1966年3月某日，聂绀弩在闲谈中又说：“钟敬文这个人很怕事，连同我们往来都怕，劝我不要做诗，连我拿诗给他看他都怕，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动，不写，好了吧，可是人家都会给你算旧账，把你的旧作品拿出来批，还不是一样倒霉！”
钟敬文何许人呢？大学教授，著名的民俗学家。聂绀弩1982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钟敬文是“到现在相识已近60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又说钟是他写旧体诗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之一。从以上引述的几段谈话来看，聂随口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