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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河东走飞车”，同杨狱长精心安排的结果。
现在从档案资料中查实，1976年山西“继续清理（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犯人）”共56人，其中第三监狱（临汾）的名单是：
县团9名：
王文厚 梁静庵 聂绀弩 黄养农 祁永昌 王万乘 许国栋 洪锡星 储棋松
据朱静芳回忆：临汾监狱本有8名这类人员特赦，内有一人在这期间病死，所以补报了聂绀弩，实际特赦的仍是8名。彭元芳给侯天井提供的材料则说“一共特赦6人，不是8人，更不能弄虚作假”云云。现在我们从档案资料查找出来的名单，包括聂绀弩在内，共是9人，可见朱静芳的回忆还是基本可靠的。
一个插曲：改判的判决书没有发出
1975年周颖得知聂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曾经先后给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为聂申诉。周颖一直以为这些申诉信都不过是石沉大海罢了，并不知道领导作过批示，而且北京市高级法院还作了复审改判。甚至，聂绀弩本人直到临终，也不曾知道他的刑期还得到过一次由无期改有期的“恩惠”。现在我们才了解到，申诉信通过胡乔木批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国锋作了批示，北京市高级法院遂议定，将聂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但是，时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云影响，兼之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原因，这个改判的判决书迟迟未能发出。直到1976年底，北京高院才决定要宣布改判的判决书，而聂绀弩已在此之前获释回京。北京高院得悉聂已获释，这才发函询问山西方面：释放他根据什么事实？理由何在？山西高院例行公事，作了如下回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来函已收到。关于释放聂绀弩，并给予公民权的问题，我院是根据清理原国民党县团人员的指示，给予宽大释放的。至于原判罪恶事实，请你院查聂绀弩的原档案为盼。
1977年4月22日
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在政法机关是极为罕见的。被称为“刀把子”的专政机关，执行怎样的方针政策，是由上面规定的，而从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工作态度来说，无不严谨审慎，莫敢稍有疏忽。宽大释放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是中央部署的统一行动，北京高院当然会熟知相关政策，如果聂绀弩真的属于规定的特赦对象，何苦还去复审改判他的案子？这一插曲足以佐证，聂绀弩的特赦出狱，连原判机关北京高院都是始料不及的。这也是本案又一蹊跷之处。
好在时间已经到了1976年的年末，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登上领袖地位，全国正在紧跟华主席，揭批“四人帮”。聂案的申诉，正是华国锋亲自批示的，自然是沾了圣泽，北京高院也就顺水推舟，默认了山西高院的释放裁定。
问题在于临汾监狱提出释放聂绀弩的报告之时，并不知道政治形势将会怎样变化，当时也并不知道周颖的申诉转至何处，哪位中央领导作出了批示。释放聂绀弩确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聂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是“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清楚，那就是百分之百的“阶级敌人”。如此现行重犯，竟然混进了宽大释放的名单，竟然在原判机关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提前释放，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山西司法机关难辞其咎，所牵涉当事者也难脱干系，会被定为“反革命”连坐之罪吧。
获罪却因直如弦。
追本溯源，我们再来看看聂绀弩案的审讯和判决情节。这绝非笔者有意玩弄什么文学技巧。其实，我在查阅聂绀弩档案之初，仅仅是为澄清核实有关他如何获释的一些扑朔情节，并没有想到要写更多的东西。为聂公出狱而奔走的朱静芳女士，与我既是同仁，也是文友，由于她的事迹引起我查寻聂的档案，《解开聂绀弩出狱之谜》也就成了我写聂的第一篇文字，所以放在了前面。至于档案中竟会有那么多的珍贵资料发现，全然出乎意料。而且，档案材料种种，并非在一处存放，后面的内容，都是边查找，边发现，边整理，陆续写出的。
当我翻阅着那一页页原始材料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因为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载，而这段杳无人知的历史几乎要永远地埋没了。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份档案资料的珍贵价值，那种兴奋的感觉，几乎像考古学家无意间掘出了一座古墓一样，如果不被发现，很难说它还要沉埋到何年何月，甚至永远消逝。
“文革”中判处
“现行反革命”之类的案件，判决书的表述一般是很简短很含混的，有些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在那些简单的几句判词背后，往往会隐匿着一串荒诞的故事。
司法机关的档案，有正卷与副卷之分。正式定罪判刑的审判笔录和证据材料，存在正卷中；另一些材料，包括没有作为正式证据使用的原始材料，司法机关的内部报告和领导人批示等等，存在副卷中。此外，往往还有一批被认为与案件本身无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收入卷宗的材料。副卷是比正卷更加保密的部分。不入卷的材料中，往往也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却很容易被销毁和散失。现在，我们首先从聂绀弩诉讼档案的正卷入手，然后逐渐触及副卷中那些已经解密的材料，进而搜寻一些几乎散失的其他材料。这样做就仿佛考古发掘，把那些珍贵之物一件一件地逐渐清理出来。
聂绀弩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呢？是怎样的罪状，竟至于被判处了这种仅仅低于死刑的无期徒刑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的判决书是这样陈述的：
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71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自由职业者成分。原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员，住本市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1957年定为“右派”分子，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1967年1月25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
聂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
经审理，上述罪行证据确凿。
聂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屡教不改，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实属严重，应予严惩。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及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聂绀弩的判决书中，实际给他定罪的是两条：一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胡风、丁玲等鸣冤叫屈。第一条是言论之罪，第二条是写诗之罪。5555
“言论罪”的要害是“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67年1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权的高潮阶段。夺权风暴首先从上海开始，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并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号召，如火如荼的夺权风潮迅猛席卷全国。与此同时，由于夺权引起的派性斗争导致形势复杂化。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第二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文革”中作为“左派”出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说：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所以，就有因为把“毛”字倒过来写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
《公安六条》正式行文是1967年1月13日，聂绀弩逮捕日期是1967年1月25日，仅相距12天，显而易见，正是根据《公安六条》的第二条，聂绀弩以有“攻击诬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被捕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亦即“毛主席司令部”，除毛主席本人，还有林彪、江青等都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是怎样“污蔑”这个司令部的呢？由审讯笔录可以大略得知其内容。
1972年12月3日
审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聂绀弩一案
开庭时间：10时0分
开庭地址：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
受审被告人姓名：聂绀弩
性别：男
年龄：71岁，1903年1月28日出生，属相虎
家庭出身：破落地主（城市平民）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
民族：汉
宗教信仰：无
籍贯：湖北省京山县
住址：西直门内前半壁街35号
文化程度：大学
工作机关、职务、级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行政13级，原9级
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1923年参加国民党
曾在何时何地受过审判和法律处分：1957年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
家庭成员：妻 周颖，退休，原全国政协委员；女 聂海燕，歌舞剧院工作
问：你何时到公安局？
答：1967年6月25日。
问：为什么？
答：犯了罪。
问：哪方面？
答：主要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被划为“右派”不满意，主要是对机关领导不满意就表现出来，对毛主席也有伤害的地方。
问：以什么形式表现的？
答：我做了些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