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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刑事档案-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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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五首诗,收在聂绀弩诗集的《第四草》中。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题下,只录三首。另外两首,即(二)、(三)两首,字句有所改动,放在了《挽陈帅》的题下。
 
  1972年陈毅逝世时,绀弩还在狱中,噩耗传来时,写了一首悼挽诗:
 
  世间何物谓之癌?百战功高挽不回。
  绝代风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丰碑伟将才。
  噩耗雷惊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
 
  此诗极其悲愤、苍凉、感人。开笔第一句是个问号:“世间何物谓之癌?”接着第二句是感叹号:“百战功高挽不回!”这一问一叹,就似有千钧之力。中间四句,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评价。最后云“楚囚偷写”,融入了自身的遭际,哀人伤己,悲愤倾注,读来让人锥心落泪。
 
  悼陈的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际是不可能发表的,何况聂在狱中,只能偷写。到这首诗正式编入诗集时,却把写丘东平的两首诗做了“移植”手术,放到一起,变成了《挽陈帅三首》。
 
  陈毅元帅与丘东平的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马上吟诗的军中文化人;其二,绀弩在新四军军部时,既与东平朝夕相处,也与陈帅有交往。所以,怀念丘东平的一些诗句,如“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用于感颂陈毅也同样适合,只要稍作改动,这两首诗就能够“移植”。
 
  但是, 绀弩悼陈毅的诗,原创毕竟只是一首,与“移植”的那两首笔气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给人一种前后不贯气的感觉。
 
  如原诗中“东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扑敌巢”,是写一次智取敌巢的战斗。改作挽陈诗后,此句修改为:“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事指陈毅与张茜结婚,而且放在《挽陈帅》三首诗之首,难道诗人在惊闻噩耗之时,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当年的那段姻缘佳话吗?这和挽诗的主题太不谐配。由此可见,即便“移植”手术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绽
  。
 
  访东平故居的诗写于1964年,悼陈一首写于1972年,“移植”始见于1978年12月绀弩致高旅的信。《访丘东平故居》一组诗,从访故居、述往事,到赞忠魂、诉感怀,本来是一气呵成、一个整体,两首阙如后,诗意已欠丰满。《挽陈帅》凑做三首,又明显有前后笔势不一、诗思支离之感。尽管有些遗憾,然而,诗人将自己的诗巧妙地改头换面,由写张三变成写李四,这在诗歌史上恐怕是极少有的,这或许会成为后人玩味的一则诗话吧。
 
  丘东平其人其事
 
  丘东平(1910—1941),广东海丰县人,早年跟随彭湃,参加海丰农民起义。1938年加入新四军,曾在苏北根据地,担任“鲁艺”华中分院、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的领导工作。1941年日寇进攻盐城,为掩护“鲁艺”200名人士突围,而壮烈牺牲。著作小说多种,有《东平选集》行世。
 
  现在我手边的这本《东平选集》,是1953年新文艺版,从旧书地摊上淘来的。此书共收中、短篇小说17篇。正文尚完整,只是前面的两页序文被人撕掉了,大约是因为写序的人是柏山,柏山是曾经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的。以后我又找来了别的版本,才看到了柏山的序。
 
  从柏山写的序中可以了解,丘东平是一位战斗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让人不胜痛惜的是,“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里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
 
  东平牺牲的时候,刚好是鲁迅逝世5周年。聂绀弩《给战死者》写道:“东平:得到你战死的消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先生5周年纪念大会的路上……我的心更扰乱了!”“一个人类的天才死了已经5年,一个智慧的光芒熄灭了已经5年……而你,东平,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类的天才,一个行将日见光大的智慧的火,一个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负,在前线与民族敌人搏斗了三四年的战士的战死……我悲哀;我愤怒……”“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但对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对于和你一同战斗的你的友人们,这损失是巨大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呀!”
 
  我现在读着《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仍不能不被小说中的那种战争氛围感染,真切得如临其境,心中十分惨然。我这才知道,以前读过的种种描写抗战的小说,大多是概念化的东西。东平是真正写战争的,真正写出了人类的惨痛。
  东平,他是一朵过早凋谢的天才之花。
 
  契友成永诀,九泉复重交
 
  绀弩早在黄埔军校时,东征到陆丰,就与丘东平结识。后来在上海,又一同参加“左联”活动。1938年到新四军军部,两人是文友加战友,相处更加亲密。
 
  在绀弩写的《东平琐记》中,描述东平颇有一些个性特点。
  例如,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东平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责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他在朋友间,几乎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候,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之类,但鲁迅逝世,下殡的时候,东平去买了一块白布,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字。
  这篇琐记文中,还说到东平的这样一个小节:
 
  有一次,大概为了职业问题去会过一个前辈先生,回来,气极了,他说:“他叫我当新闻记者。意思是我当作家不会有前途。妈的,尽管没饭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风为悼东平写诗云:“惯将直道招奇运”。
  由此看来,东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气,都与绀弩颇有相通相似之处。这正是绀弩对东平生前深契、死后深念的原因。绀弩本人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诗曰:“天涯胆肝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慕的人并不多。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的对东平的敬爱和感情,是很特别的。
  绀弩把东平的死与鲁迅的死,联系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他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的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觉的启迪和多少血的事实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经过多少挣扎、奋斗,在艰难险阻、迂回曲折中逐渐长成。等到长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类的花园开花结果;正要成为人类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正要像发动机一样挟着人类的运命向前飞跑的时候,而一只可诅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
 
  这段话多么深邃,多么鞭辟入里!某种可怕的势力,总在扼杀天才,不仅是鲁迅,不仅是东平,东平“不是最初的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因而,绀弩痛心疾首地说: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
  当他写这篇《给战死者》的时候,当他写到“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写到东平的死“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后的命运呢?是的,他虽然没有像东平那样过早地被杀戮,而他一生中屡屡与扼杀天才、扼杀战斗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历尽坎坷、几乎夭亡,对于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东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会是继东平之后再次被扼杀的一个了。
  杜甫写到李白的遭遇时,有诗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对天才的扼杀,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郑虔的遭遇,亦有诗曰:“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诀之后,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现在,绀弩已经和东平在九泉相逢,重温他们昔日的友谊,他们也一定还会关注着当今世上的天才和战斗者们的命运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聂绀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也许他会发奋工作,“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一戴上“帽子”,两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诗中出现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叹。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学识修养的成熟,和思想境界变异的规律。至少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规律都是适用的。
  聂绀弩60岁前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三件事:写诗、写字、读《庄子》。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顺”的表现。
  他用过很多的笔名和别名,到晚年时,他把诗集定名为《散宜生诗》。用“散宜生”这个名字,是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吧。
  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写道: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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